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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深层的人性和人道的透视，人物的面部表情流露出生命最后一瞬间那种凛然，尽管战士们不怕牺牲，但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人，那种热爱生命、依恋人世的内心情感跃然画面。《红旗》是英雄主义理想与人道主义善良的构合体，使命的完成，死亡的临近，沉淀为艺术画面。作品发表后，受到好评，但很快就有人在《文汇报》发表批判文章，说是画面上的“军装太脏……对英雄不敬”，显然这些人并不理解《红旗》的艺术写实，也并不理解《红旗》的艺术夸张。还有人在上海《文汇通讯》发表批判文章，说陈逸飞的《红旗》是“战争恐怖”论。现在来看当年的这种批判不免有些感慨。

当年陈逸飞为了创作好《红旗》，费尽心思，反复体验，反复构思。陈逸飞去跟别人借来一台鼓风机，对着红旗吹，把红旗吹飘起来，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寻找红旗飘飞的最佳画面。对于用辛劳创作出来的《红旗》，陈逸飞是格外看重的。

李坚曾就《红旗》采访过陈逸飞，李坚在文章开头这样叙述：“说起油画《红旗》，一向沉稳的陈逸飞也不免有些激动。《红旗》是陈逸飞于1971年至1972年创作的一幅油画。同时期创作的油画还有《黄河颂》与《开路先锋》。这三件作品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陈逸飞名声大振，而其中尤以《红旗》为最。这幅作品描写的是几位即将冲锋陷阵的红旗手面对死亡的瞬间，战士朴实、深沉的表情让人看后难以忘怀。作品具有一种震撼力，显示了画家刻画人物，尤其是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巨大潜能。”（李坚：《故事从〈红旗〉说起——访著名画家陈逸飞》，《新民晚报》1996年12月6日）陈逸飞对李坚说，他本人对那些批判者很生气。

1972年，“文革”期间终于有了首届全国美术展览，陈逸飞的作品参加了这次全国美展。期间陈逸飞有机会结识了北京美术界的王怀庆、孙景波、张红年、艾轩等优秀画家，相互交往，相互探讨美术创作的规律，收获颇丰。

在艺术的道路上，1972年的陈逸飞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他的大型油画《黄河颂》。这幅作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一幅优秀画作。作品高于别人的地方在于：一、它没有仅仅在美丽而沧桑的黄河自然景观上做文章，而是着眼于人，一个近景的人站在黄河岸边的巨石上，俯视黄河，人与黄河贴在了一块，人与自然融在了一起；二、它把黄河文明虚化为遥远的文化背景，在黄河现代历史的一瞬间做文章，它把群体力量虚化为个人背景的无形力量，在一个人与一条河之间做文章，它把所有的人都虚化为无形的特殊后盾，在一个特殊身份的人那里着力。一个人、一个军人、一个现代军人，一条河、一条黄河、一条战争背景下的黄河。

《黄河颂》以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为创作背景，从创作题材上说，它并不是首创，抗日战争以来许多画家都曾经在这个题材领域作过努力，并且取得不少艺术上的成就。陈逸飞自然也想在这个历史大题材上有所作为，作了一次苍劲的画面架构。画面上，一位身着军服的抗日战士站在黄河边的岩石上把守，远的是天河一色的绵延背景，天际间巍峨雄壮，黄河在奔流，群鸟在飞走。写实间添了一点浪漫。现在看来，《黄河颂》在整体上是写实的。可在1972年，在不少人眼里，还是多少有些“西化”和“颓废”的，而且是河水太浑浊，画名中又带上了一个“黄”字，一度被禁止参加展出。

好作品终究是好作品，历经种种选择以后，人们自然会认可，陈逸飞的《黄河颂》就是这样的作品。著名画家蔡若虹曾于多年以后的1997年2月1日在病中写下专文《赞〈黄河颂〉》，“不少同志都认为陈逸飞的艺术特色是具有非常扎实的造型基本功。这一评语如果对他过去创作的《长笛手》、《浔阳遗韵》之类的作品作一一考察，那是完全切合实际的。但是，如果从他1972年创作的《黄河颂》这幅作品来看，光说作者具有非常扎实的造型基本功就不够全面了。根据我自己的观察，《黄河颂》的形象构成，仅仅从那个持枪挺立的革命战士的雄姿来看，这个颇有特点的姿态决不是从普通的模特儿身上可以找得到的，何况，画面上还有那只有立足高处才能看见的群雁低飞，以及与广阔的胸怀相配合的无比苍莽的河山背景。这些形象的构成，决不是单靠扎实的基本功就可以完成的，它必须靠精细的生活观察、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熟练的表现技巧这三者的机会结合才能完美地构成这个诗意盎然的艺术境界。”（蔡若虹：《赞〈黄河颂〉》，《美术》1997年第5期）蔡若虹对陈逸飞留美以后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