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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那年的五枚硬币

十七岁那年的春夏之交，我抱着两条烟一箱酒从镇上派出所办了个十八岁的身份证，花掉母亲含泪卖的那个半大小猪的钱到了上海，用低声下气的哀求让老乡把我带进了一个家具厂，当油漆学徒工。

上班的第三个月的第四天，我坐公交车去看我们车间主任。我们车间主任病了。不，应该叫伤了。反正是住院了，在离工厂二十七个公交车站以外的市立医院。大家伙都去看望过了，就剩我一个没去。因为我从没到过市里，他们仔细给我数回来的。于是我有些慌张，俗话说万事赶早不赶晚，主任平时对我就不太满意，这下可好，弄了个倒数第一。没办法，这个月我连上白班，天没亮上班，天黑了下班，总不能半夜三更的去吧。于是我决定买个体面一点的水果篮，希望可以将功补过。可是水果篮的价钱超出我的预计不止一倍，所以坐上公交车后，心疼的感觉开始翻江倒海起来。两个月的加班费啊，就换来这么个拳头大的破水果篮。于是，我给我的这个决定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割肉计划。

做好了自己的思想工作，我排查了全身，还剩下五个硬币，它们在我最习惯放钱的兜里沉甸甸地坠着。拍了拍它们，听到了叮啷啷的响声，我踏实了，这才注意到公交车上的人都躲着我。我知道是我身上的油漆味引起的，这没办法，车间里一班下来就是十八个小时，别说身上了，就连头发丛、眼睫毛、皮肤的褶皱里全都是油漆味。我们车间最有文化的工友说，这叫每个毛孔都冒着油漆的清香。

要说主任其实也没什么大伤，就是让机子绞掉个指甲盖。这种伤要是放我们身上顶多也就是给个轮休，可在主任那儿却要住院。也许主任伤的是手，想检查的是自己的威信吧，反正一个车间大几十号人，很快就纷纷扰扰地割裂成很多块，倒两班公交车去看他。

不过医院比我们车间可好多了，清新凉爽，还有点小风，连护士走路带起的裙角都散发着甘甜的苏打水味。找到主任病房的时候，主任正跟一个漂亮的护士闲聊。见一个水果篮进去了，主任连忙躺下了，做出久病不愈的表情。主任显然没对水果篮有什么特别的惊喜，因为床头的柜子上已经堆了小山一样的礼品。我知道，我的割肉计划失败了。

站在主任床边，我半生不熟地说着些问候，主任恍惚着要睡着了。还没出医院大门，我便在心里盘算起五个硬币的用法来，斟酌着怎么使用才能尽量的优化。我喜欢吃拉面，每次到市里都要吃一碗兰州拉面，这是我最任性最奢侈的习惯。兰州拉面三块钱一碗，剩下两块钱正好够坐车。这么一算，回到厂里我正好一清二白。

拉面店在市里不好找，好容易有了一家，服务态度却极差。我叫了四声服务员，才从里间出来一个穿着黑黄的白大褂的壮小伙。我要了拉面，那人懒得搭理似的又回去了，半天也不露面。我急了，就是马上回去我也只能睡五个小时，之后就是白转夜的二十四小时连班，让他们这么一耽误，我别睡觉了。

拉面终于上来了，我把起火的心思往回收。可第一口我就吃出了不对味，拉面味道不纯，绝对不是正宗的兰州拉面。可筷子一挑漂出个荷包蛋，把我的不快压了下去。心满意足之后，我抹了嘴刚要喊付账，那壮小伙就极快地闪到桌前，礼貌地说，先生，一共四块钱。我瞪了瞪眼，怀疑道，我从来没吃过四块钱的拉面。那壮小伙有点不耐烦，边收拾碗筷边说：拉面是三块钱，里面不是有个荷包蛋嘛。

我没办法多话，眼睁睁看着他从我手心里一个一个捏走了四枚硬币。剩最后一个硬币了，我握在手里晃悠半天，晃出一层汗珠来，硬币就委屈地含泪瞅我。坐一班车后离厂里还有十九站，走到天亮怕是也到不了。打的回去再给钱？那要多少钱啊，还不如杀了我呢。最后，我想出一个折中的主意，打电话叫工友接我，以前他们这样干过，划算一些。想定，我一扭头就见到一个投币电话机静静地在那杵着，像是在专门等我似的。

投了币按了号码，里面静了半天，才很不耐烦地传出嘟嘟嘟嘟的声音。完了，吃币了。我突然间傻了一样，觉得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四面都是沼泽的荒岛上，茫然无助。好半天，愤怒才回到身上，我毫无选择地狠狠给了电话机一拳。行人的诧异和拳头上钻心的反作用力让我不得不弯下腰以掩饰我的羞怯和痛楚。

叮啷啷。清脆的声音超出了我的疼痛。我诧异地四顾了一下，大脑让思维指挥眼睛从天空转向了电话机。在出币口那儿，堆了五枚硬币。

没错，是五个，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五个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