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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中共中央和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发布了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父亲仰慕曾祖遗风，二话不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弃文就武，加入梁兴初的三十八军任指导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

飞虎山一役，父亲负伤回国，在陆军后勤总医院养伤，认识了我母亲，我母亲当时是外科军医。在医院里边泡了大半年，两人日久生情，战争结束后便结了婚，首长关照，一块儿调到北京卫戍区，进了机关。

当时，部队把我们家分配在蜡库胡同——临近景山的一条小胡同。明清时代内务府曾在此设置衙门，专营紫禁城内宫廷蜡烛供奉，因而得名。解放后这里改称“腊库胡同”。

胡同南北走，两条岔，我们院儿在南岔，多是机关作战指挥部门家属，其他诸如后勤装备，保卫，政工家属都在北岔。

院子是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说实话，胡同虽不大，但这个院子很大，据说起初住的是蜡库衙门的老爷一家。穷庙富方丈，想来当年库司老爷也捞了不少油水。这么多年，风雨沧桑，修葺翻新了好几回，主人也历经好几十拨，依然不变模样，解放战争平津战役期间地下党的电台就曾设在这里。

这么大的地方，只住着三户人。祖父很高兴，经常念叨这里风水好的不得了，小时候也不懂，就知道番强爬树，上房揭瓦，长大以后研习形势理气，才知道确是奥妙无穷。

院儿里住的都是部队家属，统共十来号人。后来有的搬走了，有的又搬进来，来来去去许多回，老一辈的名号，很多我也记不起来了，只知道最后搬在隔壁住的黄叔叔，跟我父亲是抗美援朝的战友，同在三十八军，也是负伤调回来的，两家人交情极好。

他儿子黄永幸跟我同年，发小，从机关幼儿园到中学都是同学，铁哥们儿，一块儿捣蜂窝，掏鸟巢，往老师抽屉里边儿放死蛇，卸人家自行车铃铛，戳车胎，专搞恶作剧，也一块儿打架，挨板儿砖。什么都干，也什么都敢干，出了名的混世魔王，唯恐天下不乱。

南北大院里边儿的家长们都拿我俩做典型的反面教材，嘱咐不要跟我们“打联联”，说什么长大了注定是流氓。不过，数十年后回顾，当年的两个魔头如今也混得人模狗样，有的乖孩子却蹲了大狱，不能不感慨世事变幻，人生无常，顺带总结出：听话的不一定是好孩子，不听话的长大了未必没出息。

我们两家的老爷子倒是无所谓，总觉得男孩儿嘛，就应该皮，规规矩矩的，难不成了大闺女？又说小时候比我们混账。有空还给我们做弹弓打鸟。偶尔也搭上我们，跟着一块儿到部队看打靶，运气好还能摸上两枪。

只是经常要被学校请家长，末了，两个人都不免一顿“竹笋炒肉丝”，打得屁股开花。打得狠了，祖父往往会出来拉住我妈，摇头晃脑地念叨：“国有诤臣不亡其国，家有逆子不败其家。”。

随后的几年里，国际政治风云变换，中苏关系急剧下降，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贸易急剧萎缩，军事摩擦不断，神经高度紧张。于是，两家家长也常常留在机关值守。到1969年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适逢珍宝岛事件，部队号召备战，备荒，大人们更是回不了家，长时间呆在中蒙边境研究作战，提防苏联的机械化师团挺入。

我们的屁股也随之得到了解放，并由此总结出一套“屁股哲学”，充分认识到所谓的国际政治和我们的屁股是划等号的。

1966年的夏天，略显闷热，中国的政治空气中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5月份，516通知下发，紧跟着8月份毛主席一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问世，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蔓延开来，逐渐席卷了整个神州。

这场风波很快波及到全市的教育系统，我所在学校也来了文革工作组开展运动，但不久我们学校便被定性为“贵族学校”，轰轰烈烈的批判在学校展开，全校师生都被要求停课闹革命。

那时我和黄永幸，刚刚进入初中。

此时的黄永幸已经长得人高马大，一点儿不像个毛头小子，经常打架，而且打架动手从来都往死里整，讲的是留情不下手，下手不留情，四九城里的顽主给他起了个外号：黑子。

不久，学校有人贴出了大字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不容许反革命后代混进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来！！揪出一切可疑份子，坚定不移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全校学生按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