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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核武器的畏惧等情况。他情愿减少美国在西柏林某些实际上不必要的“刺激”活动。他愿意承认东欧国家在防止未来的德国侵略问题上所具有的历史性合法权益。他问道，是否能在这一范围内对东欧国家有所迁就，以换取有关西柏林境内的自由和进入西柏林的自由的一项详尽的书面保证，从而改善我们的地位呢？“我们不受任何刻板的方案约束……我们看不到完美的解决办法。”

腊斯克由于职务关系而偏向于开四国部长级会议，他最初打不定主意是否就这一问题同苏联人单独会晤。可是一旦他开始了这项工作，他就不懈地和巧妙地表明，利用长时间的讨论来避免僵局和防止灾难是有价值的。1961年秋，他同葛罗米何在纽约举行的三次会谈中，都强调指出，西方不会签订一项作出让步的协议，以换取目前的不很明确的权利。他说，“那就是用两倍的代价买同一匹马。”肯尼迪在随后同葛罗米柯的会谈中又增加了自己的一个比喻：“你们是在拿一个苹果向我们掉换一个果园，我们美国不会这样干的。”在打比方方面不落人后的赫鲁晓夫后来在信中抱怨说，西柏林对他来说不是果园，而是带刺的杂草。

柏林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来往信件的主要话题。1961年9月首次通信就有助于使这场危机冷却下来，虽然赫鲁晓夫随后在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些信件里语气忽而严厉忽而和缓，总统总是设法提出他所赞同的信中的某一段落以使部长会议主席仍抱有希望。他给赫鲁晓夫写道，由于东德和约会使西德人民确信重新和平统一已不可能，这可能会恰恰引起赫鲁晓夫所最为担心的那种民族主义和紧张局势。他指出赫鲁晓夫不愿使局势恶化的说法同乌布利希的粗暴的恐吓是不一致的。他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承认西方继续留在西柏林方面更为现实一些，正如赫鲁晓夫希望他承认整个柏林或整个德国问题的解决不是立即可能实现的一样。

在1961…1962年期间，总统亲自关心着各种谈判建议：1959年“西方和平计划”的最新改写本、国际法庭仲裁、整个柏林成为自由城、西方和共产党人举行平行的和平会议、五到十年的暂时解决办法、将柏林用作联合国总部、中欧安全计划、国际通道机构和十点共同声明等等。但大多数建议都经不起盟国的仔细研究，以及法国和德国的蓄意泄露而失败了。正如麦克米伦首相同他议论时所说的，其结果使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向俄国人提出，“几乎连汤都没有，更没有鱼这道菜”。在戴高乐的刺激之下，德国人在1962年春天再次大为恼火，他们不公正地指责美国人没有把所有的建议告诉他们，还抱怨那些已告诉他们的建议。肯尼迪后来承认，我们的错误是力图使德国人接受赫鲁晓夫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兴趣的一些打算。

然而，接触和交换意见在继续进行。肯尼迪常常把这个问题同奥地利问题相比拟。奥地利问题经过好几年的毫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到赫鲁晓夫执政后突然产生了一个苏联一西方协议。可是甚至在1963年，在古巴导弹危机和禁止核试验条约有助于改变讨价还价的气氛以后，还没有达成或将要达成一项协议。不过，赫鲁晓夫取消了他的压力并终止了他的威胁，而总统相信，我们表明谈判的意愿——通过坚持合理解决的可能性，通过把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看待以及使全世界知道不是我们不愿妥协——已为和平保卫西柏林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为了争论下去而“争论下去，争论下去”是有益的和有效的，而既然压力已不存在了，肯尼迪也没有努力提出任何新的解决办法。

在1963年，墙依然矗立在那里，可是东德人为打开贸易往来而开始提出一些建议。西柏林仍然是一个处于危险中的城市，一个深深地座落在被禁闭的东德之内的自由和繁荣的孤岛。意外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包括1963年秋天的不体面的争吵：西方军队在高速公路检查站是否需要下车或把卡车尾板放低以便计数。可是西柏林的通道仍然畅通无阻——西柏林仍然是自由的——并且一度担心的毁灭性的核战争、西方联盟的垮台以及单方面的和约都没有发生。肯尼迪总统说过：“我想（共产党人）认识到，西柏林对我们来说是关系重大的……我们将要留在那儿。”

西柏林人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1963年6月26日给予约翰·肯尼迪的欢迎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热烈的一次。欢迎队伍的规模，他们的欢呼声以及从他们眼中所流露出来的希望和感激的心情，使我们一行中的一些人感动得流泪——甚至在我们视察柏林墙以前就这样。总统——他后来说，他的旅行使他更为深刻地理解到德国最终重新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