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部分(第2/4 页)

性战争”的政策，不再是任何一方所愿考虑的，因为甚至导弹的一次突然袭击在击中目标前便会引起一场灾难性的报复，这是两国中任何一国都不愿冒险或不愿接受的。同时，尽管双方都声称已经准备就绪，没有一方已经发展起一种能对付导弹的可靠防御，甚至连获得这种防御的前景都还没有。总统指出，不管谁先打第一枪或不管谁最后被消灭，“反正不会有'胜利者'。所以在一个人类能毁灭自己的时代里，我们不得不……小心行事。”

从我同肯尼迪共事时起，我听到他最爱用的一个词就是“估计错误”。早在他阅读了巴巴拉·塔奇曼的。八月的炮火。之前——他把这本书推荐给他的助手们阅读——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曾选修过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这门课。他说，这门课使他认识到，“那些相对地说来是不相干的国家多么迅速地在几天的时间里就被卷入了战事。”他又说，这些国家的领袖就象现在他们的继任人这样，也谈论着军事力量能维护和平，但是单靠军事力量却没有能维持住。1963年，他援引了1914年两个德国领导人就那次大战的起因及其扩大的谈话，一位前首相问道：“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他的继任者说：“唉，如果知道就好了。”肯尼迪总统说：“如果这个星球受到核战争的毁坏，如果那场浩劫的生还者能经受住大火、毒气、混乱和灾难而幸存下来的话，我可不希望这些生还者中有人会问另一个道'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并得到这种难以置信的答复：'唉，如果知道就好了。'”

他还思考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并且很钦佩英国史学家A·J·P·泰勒的著作。肯尼迪说：“希特勒以为他能夺取波兰，英国不会作战（或者）……在波兰战败后，不会继续战斗。”他又说，后来在朝鲜，北朝鲜人“显然……没有想到我们会参战，而……当我们打到北部时……我们也没有想到中国人会介入”。因此，在柏林危机时他对全国说：

在我的一生中，我国和欧洲三次卷入了大战，每一次双方对对方的意图都作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到了热核时代，任何一方对于另一方意图的错误判断，都可能在几小时内造成比人类历史上全部战争所造成的更为严重的破坏。

批评他的人指责这种讲法是奉行“不求胜利”的政策。然而，肯尼迪认为，象“无条件投降”和“没有代替胜利的结局”之类的传统口号不再有任何意义了。他说：“在核时代，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认为，冷战就其传统的意义来说，也不可能“获胜”。他并不希望在冷战中战败。他只希望加以抑制，让它持续地进行下去，使之有可能让自由和真理的持久力量自然地、和平地取得成功，并防止冷战吞噬掉我们所有的精力，从而损害到其他利益。他说：“用不上打一场核战争，我们想……让当今仍为共产党国家所控制的地区感染上托马斯·杰斐逊称之为'自由病'的那种疾病。”

他认为同共产党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或者经济、科学和政治方面的竞争，在短期内不会结束。他说，这种竞争不会导致我们美国人民在自己的传统薰陶下期待的那种驰名于世的“胜利”，充其量也不过导致一个漫长而又缓慢地“脱离共产主义，走向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演变过程。……但是假如自由和共产主义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争取人们的忠诚的话，“那末我将怀着日益增长的信心展望未来。”

他对共产主义和共处的态度

如果那些指责他推行“不求胜利”政策的人说的是，他没有决心把抱着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人从地球上赶走，那末这种指责是正确的。他谋求制止苏联政权向外的扩张，而不是制止它内部的哲学思想和发展。他认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共产党人的侵略和颠覆，而不是共产主义本身。1961年他写信给赫鲁晓夫说：“贵国政府信奉的哲学是贵国自己的事，但贵国政府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则是全世界的事。”

在他的任期中，没有什么事改变他关于共产主义具有残酷无情的野心的观点。这些野心是他决心要反对的。但是仅仅不同的思想意识并不构成危害我们共同的生物利益的理由。赫鲁晓夫在第一封私人信件中把世界比作挪亚方舟，因为“纯洁者”和“不洁者”都要方舟漂浮不沉，不管一个人把自己列入哪一类。肯尼迪回答说，他很喜欢这个比喻，不管美苏两国的思想有何不同，它们的合作对防止爆发另一次毁灭一切的战争是必需的。在每一次危机——在柏林、东南亚和古巴——的高峰或结束时，他都力求同赫鲁晓夫接触，以便回到协商的道路上去，并防止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