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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64年在得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争取重新当选的竞争产生影响。

①人头税是为了限制黑人和贫苦白人投票而设置的，不能纳税的人便失去投票资格。——译者

黑人领袖还谈论绕过国会行事，因为历史上，国会与其说是一个争取民权立法的战场，不如说是一个埋葬民权立法的墓地。他们还谈论通过行政方面的进一步努力来争取平等的投票权、教育权、就业权和其他机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罗伊·威尔金斯应总统的要求，于1961年2月递交给我一份六十一页的备忘录，为行政行动提供了新的领域。马丁·路德·金提出了一份更长的文件。两个文件都谈到在第一篇解放黑奴宣言发表一百周年纪念日或在这一天之前，公布一项内容全面的行政命令，也就是说“第二篇解放宣言”。①

①后来，行政命令以及在住房、就业、教育、联邦管理和其他公共活动方面采取的行动，就相当于公布了这样一篇宣言，其成就也许还超过了这样一篇宣言。

然而，这些领袖们不能公开接受总统所作出的关于不进行一场不能获胜的立法斗争的决定。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为任何一项法案能获得通过，但他们必须对自己的选区有所交代，同时他们对失败所带来的恶果似乎不象总统看得那么严重。金希望举行更多的“炉边谈话”。威尔金斯则抱怨肯尼迪“过分谨慎”。象一百年前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人士一样，他们责备总统优柔寡断、含糊其词并向后退缩。

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诚恳的、密切的。总统、司法部长、司法部副部长伯克·马歇尔、白宫顾问助理李·怀特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路易斯·马丁都经常同黑人领袖保持接触。黑人领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愿意倾听并了解意见的总统。当威尔金斯和一个代表团敦促他提出立法议案的时候，他们对总统拒绝改变方针时所显示的魅力和坚韧意志，以及他欢迎他们施加压力“以抵消来自另一方面的压力”时所表现的坦率，全获得了深刻印象，1963年林肯诞辰那天（传统上只由共和党人予以庆祝），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有一千多名黑人领袖和民权战士参加。他们对他的战略所感到的不满多少已有所缓和，因为总统对他们相当尊重——不带一丝优越感，不把自已看作应享受优越地位的人，而是象他对所有美国公民那样，尊敬和重视他们。多数黑人领袖是精明的评判者，他们很明白，哪些政治家深深懂得他们的重要价值，而哪些人则主要是看重他们的选票，——虽然肯尼迪开始时也许更多地关心他们的选票，但到了六十年代，上述的第一种情况，对他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而且，黑人领袖们还感到满意的是，他确实打算行使总统的全部法定的和道义的权力，以取得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巨大的成绩。由于最高法院1954年作出了取消种族隔离的决定，民权斗争就加速开展起来了。在以住的年代里，推动民权斗争的担子基本上是落在司法部门肩上的（虽然杜鲁门总统取消武装部队里种族隔离的那道行政命令，在早期是一个显著的成绩）。立法部门在1957年和1966年作出过微小的、但意义重大的贡献。现在，到了1961年，行政部门通过诉讼、谈判、道义上的劝告、行政命令以及总统的行动和指示等方式，史无前例地把全部权力都投入了争取民权的事业。

也许最重大的改变是，总统迅速而积极地在公众中一般地支持平等权利的原则，特别是支持最高法院关于取消种族隔离的决定，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了。那些现在看来如此不相干的次要成果，在那个与现在迥然不同的年代里帮助树立了一种全新的风气。例如，政府官员拒绝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听众面前演说，并且（除了某些例外）表明他们抵制参加实行种族隔离的私人俱乐部。（阿瑟·克罗克愤怒地说，华盛顿的大都会俱乐部拒绝接纳黑人的规章，总统是管不着的。后来，当他怒气冲冲地说，政府有意不让刚果叛乱领袖莫瓦泽·冲伯前来我国时，总统对格里狄龙俱乐部讲，他将邀请冲伯到美国来，如果克罗克肯邀请冲伯到大都会俱乐部去的话。）行政当局还用讥讽的语调通知格兰特第三领导的纪念内战一百周年委员会，他们只能使用非隔离性的设施。美国各个职业介绍机构全接到通知，要它们拒绝接受那些上面注有“只收白人”的征聘书。联邦各雇员工会和娱乐团体也得到通知，凡实行种族歧视的都不予承认。总统出席并发表演说的新闻俱乐部午餐会，不再全是白人参加了——他的特工随从人员和白宫的汽车司机也不全是白人了。

在1961年中期举行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