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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是一个“混合袋”，有些下降，有些上升，有些平稳。如果国会对已经提出的一些赋税法案立即采取行动——包括投资的纳税优惠、撤销路面运输税，特别是提供一项在紧急时期授予调整税收的预备权力的法案——那就足够了。如果国会阻止这些法案通过，那末提出一个新法案来也无补于事，只会对已经提到参议院的纳税优惠法系造成危害。此外，狄龙还争辩说，总统早在1961年就已经指出，在通过包括投资优惠在内的“小”的赋税改革法案之后将要提出的一项全面的赋税改革法案，应包括对税率作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了这样一种希望应该就足够了。这只要再等几个月；而且1962年所采取的任何减税措施，到1963年都不能再用来作为另外的令人讨厌的改革法案的糖衣。

事实上，立法方面和经济方面的论点部分是一致的。假如国会通过的一个临时减税法案证明还不够成熟时，那末总统对此作出的过度反应——他经常希望避免的一种姿态——就可能使他到了真正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更难办了。针对1962年中期选举的那些政治辩论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不仅不愿意被人指控为出于党派动机，而且过去的记录也不支持这种动机：在战后实施的三次减税期间，不论当时是哪个党控制着国会，该党在下一次选举中就遭到失败。他也不希望作一次大幅度的减税，使他的赤字超过他常喜欢援引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高记录。

但是奥布赖恩、狄龙和其他的人都报告说，更为可能的是，临时减税法案得不到通过。反对这一步骤或者不相信这一步骤的关键人物太多了。总统坚持认为“暂时”减税对健全我们的经济是必要的，而随后又把它否定的话，那很可能会恶化信任总统的气氛，使股票市场进一步萧条，并损害了1963年赋税法案的前景。但是甚至国会和企业团体内支持暂时减税的人，也不能在减税的规模、范围、时间、性质或条件方面取得一致意见。由于肯定要提出的许多修正案，因此，该法案最好的前景是推迟讨论，最坏的前景是成为一个如此糟糕的法案以致总统非予以否决不可，而最为可能的是什么法案也不予通过。

参议员道格拉斯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贯主张用减税去对付衰退，可是1962年他在给总统的一份深思熟虑的备忘录中却也反对减税。参议员伯德出人意料地竟然强烈反对，而最重要的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在总统采取的一次不寻常的行动中，他应邀参加肯尼迪与他的经济学家举行的一次会议——仍然不相信减税是必要的，也不相信它可能获得通过。其他的议员们仅仅在下列情况下才赞成通过这一法案，即从预算中削减相当于因减税而投入国民经济中的款项，这一来就使减税变得毫无意义了。

总之，肯尼迪看得很清楚，在缺少十分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明需要减税以防止衰退的情况下，国会不会在那一届会议期间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因为国会讨论他的第一个赋税法案就已经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总统除了等待这种强有力的证据外，别无他途，而这种证据始终就没有出现。

肯尼迪在1962年真想实行国会没有让他实行的一次暂时减税吗？主张减税的人认为是这情形。新闻界也这样说。但是在参加了所有的会议以后，我自己的判断是，在缺乏使这个法案获得通过所必需的强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他也拿不准在当时作出暂时性的减税决定是必要的而不仅仅是有所帮助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对一个提问的人说，“在我们主张采取一种行动以前，我们先要确信我们主张采取的这个行动是必要的。”尽管他周围的人向他施加了无情的压力，责怪他过于拖拉和犹豫不决，他仍然拒绝鲁莽行事，进行一场只会有损于他的长期经济目标和他同国会的关系的不必要和不顺利的斗争。有一天，他说，“威尔伯·米尔斯知道，在我进白宫之前他是筹款委员会主席，在我离开以后，他还将是主席——而且他也知道我了解这一点。我对他没有任何支配力。”

他在等待着出现支持减税的根据的同时，采取了一个替代的做法，即不动声色地用行政办法在一些领域内增加开支，公开地催促国会在纳税优惠、公共工程和其他经济措施方面采取行动，对跌价商品放宽税收条例，并且在每次记者招待会上都说，“我们将继续密切注意经济的发展。”最后，在审查了7月份的数字，看不出有什么足以使他和国会信服的衰退的迹象以后，他乃于8月13日在白宫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了一份经济报告。他在报告结束时保证，将在1963年提出一项长期减税的法案，并拒绝搞暂时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