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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这里并没有十字军骑士式的人物，也没有盲从者或极端主义分子，他们既非左派也非右派，而较接近于中间派。大家讲话都具有他们的首长所特具的那种低调的克制，然而他们同他一样都深信自己能够改变美国的航向。他们喜欢政府工作、喜欢政治、喜欢肯尼迪，并且完全信任他。

终于得到任命的那些人，并不总是肯尼迪最先考虑的人选。一个农业领袖——根据对所有人选进行的一次审查，肯尼迪实际上本来选定他当农业部长——应召到乔治城跟当选总统进行首次会晤时，他所谈的只是些笼统的概念和陈词滥调。当选总统事后对我们说，“谈话是那么令人厌烦，起居室又那么温暖，以致我实际上睡着了。”奥维尔·弗里曼本来已经拒绝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在肯尼迪的心目中，他的才能却大大超过那个农业领袖，所以第二天终于说服他接受了这个职务。

虽然肯尼迪任用的企业家远比他的前任为少，但他还是在企业界仔细搜索，寻找一些能干的行政人员，特别是关于对外援助计划的职务。尽管肯尼迪坚持他手下的人员必须忠于他的哲学思想，但他留用的前政府官员和派到机密职位上的反对党党员全比八年前其前任所安排的要多得多。实际上，我很怀疑，在政党交替执政之际的任何新总统，在他初步任命官员时是否要表现出如此明显的两党合作色彩。

这几百个官员的全部名单，从内阁级往下，将会表明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有些人的表现超过了总统的期望，有些人则未能达到他的期望。知名人士难得名副其实——有些人比较好，有些人则比较差。有些事例表明，恰当的人担任了不恰当的职务。但是作为一个集体而言，肯尼迪任命的官员是具有显著的高质量的，这反映出了他本人为组成一个真正的“人材内阁”所进行的出色的搜访。

白宫的班子

我作为肯尼迪白宫班子的一个成员参与工作比较晚，这使我不能对它的全体人员以及他们在政府中的作用作出客观的叙述，但是这个问题又太重要了，以致在关于肯尼迪总统任期的任何叙述中都不应省略掉。

我们的作用不应加以夸大。我们并没有掌握任何秘密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取代内阁阁员们的作用，没有跟他们争权争名，或是不让他们接近总统。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总统，如果事前或事后没有得到批准，我们不能擅自陈述总统的观点或是代表总统讲话。当人们谈到有个助手正取得巨大的权力时，总统冷冰冰地说：“我将继续保有某些剩余的职权。”

肯尼迪总统通过使用他个人的工作人员，大大地增加和改善了他自己对行政部们的影响。他知道一个人事必躬亲是不可能的。要了解他想了解的一切，要接见值得他接见的每个人，要阅读他应当阅读的所有东西，要撰写由他签署的所有电文，以及要参与同他的种种计划有关的所有会议，这就他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在他的政府里，内阁成员可以就种种重大事情提出建议，但是只有总统才能作出决定；同时，他也知道，如果自己没有独立的判断力，他就无从考虑各部顾问们提出的种种创见和建议，因为那些顾问的责任并不象总统及其工作人员那样，需要从政府及其各项计划的整体来看待问题。因此，他需要有一个个人的班子——一个能体现他个人的方式、方法和目的的班子——去为他对那些创见和建议进行概括和分析，对不同机构间相互冲突的观点加以斟酌，对于他必须作出决定的一些问题予以阐明并协助在这些问题上添上他个人的看法，要确保种种现实的政治事实没有遭到忽视，并使他能够根据自己的各种考虑和选民们的意见统筹兼顾地作出决定，而这是任何内阁成员所无需顾及的。

有些报道说，肯尼迪总统按照罗斯福的方式，鼓励他的白宫班子和内阁之间以及它们内部成员相互之间进行倾轧和竞争。事实与此相反，我们的作用与其说是在制造分裂，不如说是在建立政府的团结。二、三十个肯尼迪的助手，使他多了二、三十双手和耳目，以及二、三十个头脑去和他自己配合。他们可以跟议员们、官僚们、记者们、专家们、内阁成员们以及政治家们谈话——可以为各部门间的特别工作组服务——可以检阅文件并起草演说稿、信件以及其他种种公文——可以在有些问题出现危机之前就看出来，在有些建议提出之前就估价其可能性——可以斟酌立法要求、政府法令、各种事件、总统的约会、奖励，以及总统的演说稿——还可以为他传达口信，照料他的利益，执行他的命令，以及确保他的各种决定得以执行。

在他的兴趣和知识都比较局限的领域里，需要由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