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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折磨的身体”。岁月的磨砺，年龄的增长，“　外面的事情很精彩”，但在杨锦麟却无能为力，感觉也变得粗糙起来，好像沉睡了八年。八年后，离开知青点回城的情形，杨锦麟竟是一片模糊。

离开的日子，伤痛和忙乱交织着，杨锦麟依稀印象就是把自己平时睡的床板锯了，钉了个箱子。一只木箱便装载了杨锦麟八年广阔天地的全部。

1977年，杨锦麟病退回城，回到了久别的厦门。前方一片空白。

二、街道临时工，穿行在下水道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心灵历史，每个人都有其特有的感悟方式。对那样一出人生序幕的记忆，无疑是这一代人无法褪去的鲜明的生命烙印。

几近破产境地的知青们一批批回乡，他们的物质状况如同他们的精神一样受到重创，生存压力再一次抛向他们。有这样一个梦，许多回城知青都做过，而且不止一次，千辛万苦重新得到的户口簿突然丢了，怎么找也找不回来；醒过来，原来又是一场梦——对返城的知青来说，再次落户城市是他们的命根。

有过那段经历，回城知青们集体发誓，“　撒尿都不朝着那个方向”。

“　他相信已把记忆的灰烬抛入大海。”返城回乡，卸掉了一切包袱，包括历史的重负，杨锦麟和他昔日的农友们同时变得一无所有，首先是工作。知青们发现，厦门已人满为患，城市不堪重负。

从出发到归来，八年过去，待业青年是杨锦麟回城后的第一个身份。

手停意味着口停。“　待业”的杨锦麟挑石头、清理下水道、挖污泥……各种各样的苦活累活，他全干过，不亚于在农村插队那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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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厦门，我回来了（2）

一起返城的农友，格瓦拉式的冲动，有人深情地讴歌吟咏：“　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有人甚至选择了重返“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而杨锦麟却以他的固执，再次拒绝。

白天退去了。海风轻吹，海浪拍打着城市的夜晚，月光温柔地洒下，杨锦麟骑着自行车，在厦大礼堂和城里任何一家电影院之间来回狂奔，传递拷贝，跑片子。这是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杨锦麟又给自己多找了份活计。

电视，那个时候远没有今天这样普及。而看电影却是城市里最常见的娱乐，准确地说是寓教于乐的方式，就连找对象谈朋友，许多都是从电影院开始的。那个年代，解禁的老片子、新拍的国产片，还有进口片，蜂拥而至，电影院异常红火，就连《大众电影》上一张男女主角接吻的外国电影剧照，都可以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大论辩……

杨锦麟二十有四，已是适婚年龄，照理也该谈谈对象了。而杨锦麟此时此刻一门心思只有生存，哪来的谈对象……每个白天都在城市下水道里清淘污泥，在大街小巷里修整路面，每个周末的晚上，杨锦麟载着电影胶片盒，飞快地穿行在厦门的马路上，却不曾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从头到尾看一部自己送来的电影。

对他，生存才是一切。

这是一个饶有韵味的场景，完全可以这样展开：天逐渐地暗下来，烟霞浩淼的海面包围着鹭岛，远远近近的汽车喇叭高一声低一声叫起来，自行车飞快穿行在街道，街灯透过斑驳的枝叶，投向瘦弱的身影。

电影院的工作，那时也是颇有些小特权的。给弟兄们搞几张免费的电影票，不在话下。尤其遇到内部放映或是新片子首映，拨开拥堵的人群，在一片艳羡的目光中，堂而皇之进场的那一刻，杨锦麟的快意简直就要爆开来似的。

偶然间，这个骑车送片子的年轻人也会想起，下乡时，三个月看一场电影《地雷战》，再三个月，电影队又来了，还是《地雷战》，记得曾经有一年，连着看了三次《地雷战》，最后连电影台词都可以倒背如流，电影演员嘴巴还没张开，晒谷场上就出现众口一词、脱口而出的奇观。最令人陶醉的电影画面，是《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白天鹅起舞，模模糊糊的芭蕾舞演员的超短裙，引入遐想；瓦西里和列宁的女管家拥抱亲吻，则是百看不厌的经典画面……

日复一日，平淡而忙碌的生活，平实而简单的幸福，这不正是自己在插队时日思夜想，经常从睡梦中都会笑着醒来的日子吗？可是，杨锦麟内心的不安分似乎又开始躁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