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2/4 页)

为是去厕所，不料却是押回地下室她的囚室让她方便。完事后，重新把傅索安押进审讯室。

在傅索安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那些克格勃官员肯定已经对她的口供初步交换过意见。所以，当她重新在原位置坐下接受讯问时，他们对她先前口供中的一些未曾解释清楚的情节、细节一一进行了极为详劲不厌其烦的讯问。这些问题大约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傅索安回答完后，大胡子说：“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然后再继续进行审讯。”

傅索安又被押回了囚室，警卫给她送来了一份食物，是两个面包、一块黄油、几片牛肉和一盆由西红柿、洋葱、红肠丝、土豆粒做成的汤。面包很大，傅索安吃完一个就吃不下了，她把另一个藏在床上。但是马上被一直在门外监视她的那个警卫看见了，立刻用俄语吆喝着阻止，傅索安只好交了出去。

吃完食物后，傅索安感到很是疲乏，便倚靠在床头的档子上，不知不觉睡着了。正什么都不知道时，却被警卫喊醒了，原来又要押出去受审了。

傅索安再次接受讯问，克格勃官员要她供出叛逃动机和叛逃经过。傅索安一上来又想老调重弹说什么“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但马上被他们厉声喝斥。大胡子在好几个官员都开过腔后，用中国话对不知所措的傅索安说：“你必须老实说清叛逃动机，这种动机应当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知道吗？”

傅索安一边点头，一边在后悔：怎么没想到这一层？我既然说了“投奔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那为什么不在谈叛逃原因时添油加醋，编造一点这方面的内容呢？她意识到面临着的潜在不妙：如果真是“投奔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那么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容易受苏联方面的重视。但像现在这样，那纯粹是因为在中国闯了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叛逃以寻生路的。苏联人弄得不好，说不定会把她遣返的。然而，现在已是处于“木已成舟”的地步，她无法更改口供，只有硬着头皮老实招供了叛逃动机。由于她的口供在逻辑上和前面部分合得上拍，所以审讯者倒也未曾追问什么。

傅索安交代完叛逃动机，又说叛逃经过，这就比较容易了，她只消把全部经过情况说一遍就是了。

这次审讯，长达十多个小时。结束后，傅索安回到四室，只觉得头昏脑胀，什么也不想，一头栽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后来，在等待处理的那几天里，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情报官员，曾数次来讯问傅索安，向她调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种讯问和前面的那种相比，显得轻松多了。

傅索安在向克格勃对外谍报局提供中国“文化大革命”情报时，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正在考虑傅索安的命运问题。安德罗波夫在下令将傅索安从边境押解莫斯科后，曾在为其他事务去谒见勃列日涅夫时，顺便谈起中国红卫兵叛逃事件。当时，无论是安德罗波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想当然地把傅索安看成是中国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她的红卫兵身份和“不同政见”以及叛逃行为，无疑可以作为苏联在全世界面前大肆攻击中国的一件武器。这就是勃列日涅夫命令克格勃把傅索安押解莫斯科的原因。但是，克格勃的有关专家在审讯傅索安后，发现这个叛逃者并不是什么“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狂热分子，因为狂热得不得法，弄出祸事来了，在生死攸关之际，迫于无奈而叛逃投苏的。因此，这些专家经过讨论后，在送呈安德罗波夫的报告中提出建议：将傅索安送往中苏边境，予以遣返。

安德罗波夫最初准备批准这个建议，但因为此事与勃列日涅夫也有关，他就显得慎重些，把专家们的这份报告书放在一边，暂缓处理。安德罗波夫虽然是特务机构头子，但他搞政治的本领远远超过搞特务，稍一考虑，就发现那份报告书所提的建议实际上是一个馊主意——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替代赫鲁晓夫上台后，在苏共和苏联政府内部面对着三派势力，一派是波德戈尔的，一派是柯西金，还有一派是谢列平。这三人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闹剧中，都有功劳，如果他们联合起来，马上可以把勃列日涅夫赶下台。因此，勃列日涅夫在刚上台的二三年间，总是同这三派力量保持一定距离，引诱他们争斗，自己则坐山观虎斗。这种状况直到1967年才有所改观，勃列日涅夫的位置有所巩固，但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可以高枕无忧、为所欲为的迹象。因此，安德罗波夫作为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应当时时事事考虑到如何树立勃氏的威信，而不是拆台脚。眼前此事，是勃列日涅夫下令把傅索安押解首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