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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竟十分生疏起来。颇费几分周折，才打听到“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掉脑袋的地点，已无任何标志，更甭说纪念物了。

那时，四十年代末，这座城市还叫北平，南城一带，平民稀疏，街市冷清，破房旧院，路窄巷挤，很难想象清末百姓的民谚，“到菜市口看杀人去”，万人空巷，堵塞在这样仄隘湫陋的地段，看杀革命党。不免为烈士临终场面之局促，之龌龊，感到窝囊。

对好看热闹的中国人来说，戏文是主要的，角儿更为主要，至于戏园子的好赖，是无所谓的；京剧翻译成英文，叫做“Beijing Opera（北京歌剧）”，尽管北京歌剧出现过梅兰芳等许多名演员，而大清朝历经三百多年，民国又历经三、四十年，这座城市从来没有一间像点样子的戏院。这就是北京人既能穷讲究，又能穷凑活的习性了。

几百年来，他们很满足这份厂甸庙会式的看杀头的娱乐，这份不花钱，不打票的血淋淋的真实场面，这份可供好些日子里，饭后茶余，对被杀头者或褒或贬的说话由头。挤就挤吧，挤着热闹，杀就杀吧，杀头好看。至于杀谁？谁杀？为什么杀？为谁而被杀？这些看戏的老百姓们，是不去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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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菜市口（2）

我在想，当谭嗣同戴着枷锁，在槛车里，向围观者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班一脸亢奋的观众，会有什么呼应吗？他们只对马上就要砍掉的头颅感兴趣，而对这位革命先驱的豪言壮语，绝对是无动于衷的。

“圣旨下，将六人从狱中提出，上堂点名，并不讯供。饬令登车，刘光第曾任刑部司官，知事不妙。亟询承审官为谁，我至今未曾认得康有为，尚可容我伸辨否？众曰不必言矣。乃径解赴菜市口。由提督衙门派来哨弁兵役二百人护之行，抵法场三下半钟。先杀康广仁，次谭嗣同，次林旭，次杨深秀，次杨锐，次刘光第。事毕已薄暮矣。……菜市口距广东会馆最近，康广仁死后，粤人竟莫敢过问。谭嗣同、林旭殓俱迟。……谭嗣同死不瞑目，李铁船京卿慰之曰：‘复生头上有天罢了。’”（民国·　姜泣群《朝野新谭》）

谭嗣同，字壮飞，又号复生。这最后一句令其闭眼的抚慰，告诉冤魂“头上有天”，又如何呢？不过由此倒也证明，作为先知先觉者，与那些后知后觉的民众之间，确是存在着不被理解的鸿沟，这才是他九泉下无法排遣的寂寞和苦恼呢！甚至，一个世纪过去，又有多少人在菜市口时，会想起封建社会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这场百日维新，士子们的最后的孤注一掷呢？

然而，1898年，六君子之死，清廷的丧钟随之敲响，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从此，菜市口作为行刑开杀的法场历史，也就结束。但是，回顾三百多年的大清王朝，那刽子手的大刀片儿，到底在这里砍下了多少人头，恐怕是永远也统计不出的数字了。

“康广仁便衣无服，被杀后刽子手将其首抛之极远，林旭穿补服未挂珠，余均便衣。杨锐血最多，刘光第至死呼冤，杀后点血俱无，但觉有白气一道冲出。刽子手曰：‘是实大冤枉者，方如此白气上冲，其神上升于天也。’”（同上）

想到那些抛洒在菜市口的血，对于甚嚣尘上的，几成定论的，康雍乾三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说法，很不以为然，相当不以为然的。窃以为这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故作惊人语，说得太过头的大话。

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位皇帝，在奠定中国的一统局面，划定国土的疆域版图上，是作出巨大贡献的。然而，盛世二字，是加冕不到他们头上的。

第一，在经济上，并未达到汉代孝文，孝景年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丰足；

第二，在政治上，也不曾达到唐代贞观年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齑粮，取给于道路焉”，“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纵归，使至期来诣京师。……（次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的清明。（以上均见《资治通鉴》）

第三，公元1662年至1796年，闭关自守的康雍乾三朝，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万邦来仪的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维护传统的农本主义，不求进取，拒绝整个世界的变革潮流，这才是他们最大的甚至是不可饶恕的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