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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在这场由皇帝发动的小人结群，君子蒙难，豺狼当道，精英受害的肉搏战中，大厮大杀，徒费岁月的文人们，纵有盖世的天才，也被无用功消耗殆尽，即使有天大的智慧，也被虫豸们吞噬一空。

这才是最令人扼腕的。

因此，如果给北宋那些文学大师，相对平稳，无须旁骛，得以专心致志写作的时间；如果给李清照一个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危机四伏，能够有充分发挥其文学才华的空间，以钟灵毓秀之心，作美仑美奂之文；如果，说到底，没有从神宗起到徽宗止，桎梏文学生产力发展，长达五十多年，搞得昏天黑地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宋代文人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应该更大一些，更好一些。至少不比唐代逊色，说不定如盛唐那样，也有一个盛宋的文学气象。

真是那样的话，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给后世了。

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也只能是无奈无益的空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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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朱皇帝（1）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要你做官，不准你不做官的时期；曾经发布过一条“寰中士夫不为君用”　必严惩不贷的法令。这就是朱皇帝坐江山后，用来对付那些不肯跟他合作的知识分子的手段。

老朱玩这一套，有点黑色幽默。

朱元璋是苦出身的皇帝，在历代开国君主中，他的成份该是最无产阶级的，最苦大仇深的。

儿时因家贫无以自给，当然更谈不上读书了，只好到皇觉寺当小和尚。一个人穷到落发为僧，这对中国人来讲，也真是穷途末路了。元末天下大乱，像他这样一个流氓无产阶级，自然投奔农民起义军谋生。当时这些未成势的，到处流窜的反抗官府的义军，也打家劫舍，骚扰百姓的。所以后来他当上皇帝以后，至尊无上，特别忌讳提及他贫寒微贱的过去，和他曾经为僧、为贼的历史。

现在无从知道他在游方乞讨的生涯中，是如何饱受生员官吏，豪门士族，衙隶差役，地主富户欺压的，反正是他心中的一笔深仇大恨。因为他没有机会读书，对知识分子，怀有戒惧疑虑心理，也是很正常的反应。所以当上了皇帝以后，收拾起这些人来，是一点也不手软的。

性残忍，好猜忌，嗜杀人，无所不用其极，是朱皇帝这位暴君的的特点。尤其他坐稳江山以后，不能不使用知识分子，来管理这个国家的行政事务，但是，他又不能不防范这些知识分子，给他耍心眼，跟他不合作。因而，他对手下的这些官员，总是提防着，总是戒备着，表现得特别敏感，特别介意，甚至有点病态的神经质。

而神经绷紧到一定程度，就要开刀问斩。“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明无名氏《翦胜野闻》）

最有趣的，他老婆马皇后跟他厮杀一生，最后沉疴不起，知道死之将至，无法挽救。经太医们精心会诊，想法治疗。谁知她宁可等死，坚决拒绝用药。朱元璋火了，责问她为什么？马皇后说，“我吃药也是死，不吃药也是死，可我吃了药死后，你一定要杀这些太医们的头，於其如此，还不如不吃药而死，可以保全这些太医们。”

这一段野史，人称“马皇后怜惜太医”，由此可见，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婆，也是对他动辄杀人的脾气，无可奈何的表现。因为一旦成为暴君，便不可理喻的疯狂了。

朱元璋残暴阴刻，自负偏狭，猜忌疑心，自然对那些有思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更要视作心腹之患了。虽然他与元军，与其它起义军作战打天下的时候，很注意延揽士人，以为己用。譬如刘基，譬如宋濂，譬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高升，譬如“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的唐仲实等等。但江山坐稳，这些读书人和那些恃功自傲的功臣宿将一样，很有碍于他的统治，登基没几年，他就开始收拾了。

如果说引发朱元璋对开国元勋大开杀戒的藉口，是谋反叛乱，他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就是不能容忍这些读书人对他的“讥讪”，尤其不要碰他的“忌讳”。

《闲中今古录》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杭州教授徐一夔撰写了一份贺表，上呈朱元璋讨好。马屁拍得够响的，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阿谀奉承语句。谁朱元璋阅后大怒，他说：“‘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