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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开封城里，收拾元祐党人，规模有限，很不过瘾。下令天下，凡各地监司、长吏厅堂之间，必立“奸党碑”，为怙恶不悛者戒。至此，刻录于党人碑者，再次挖地三尺，层层加码，总数达三百零九人。

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排位相当靠前，日子很不好过。

公元1104年（崇宁三年）。

更恶毒的政策出台，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擅到阙下”，更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连文革期间的对可以教育的子女，给出路的政策，也没有，可见宋徽宗斩草除根之歹毒。

公元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

因为慧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这个绝不上东西有皇帝，不得不诏求直言，有上书者认为堂堂京师立这样的碑，全国各地立这样的碑，有碍观瞻，遂有毁碑之说。

公元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

壬子朔，宋徽宗这场政治运动，总算告一段落党禁至此稍弛。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

李清照的悲哀（2）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艺，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祐奸党”案，从公元1102年，到公元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

敢情，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

在哲宗朝元祐年间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的噩运。被李格非不幸赶上了，他的罪状，就是站错了队，谁让他是苏轼门下的得意弟子呢？

北宋党争的这两派，“元祐党人”中，正直的知识分子较多，有才气的文人较多。而“元祐党人”的对立面，当然也并非全部坏蛋，但其中小人要多一些。而小人这东西，一肚子坏水，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只要下手，无不心毒手辣。一般来讲，君子斗不过小人，总是要败在小人手下，就是在狠毒度上做不到他们那样无所不用其极。因此，苏东坡哪怕死了，一个死灵魂，也要遭到清算。

宋徽宗也是一个小人，这种铭刻在石板上“元祐党籍碑”，就是他的一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随后，在中国历次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士可杀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对付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个人的遭遇，1957年，我到太行山深处的铁路新线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喝令我，必须端着饭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的木牌那儿进食。顿顿如此，天天如此，这歹毒的主意真亏他们想得出来？现在来看，他们当然不是从宋朝学来的高招？但我相信所有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恶的本质，都是胎里带，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材的。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是不是也要捧着饭碗，到奸党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仍在开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

第一， 她不能不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