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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想起来，一笔一划，蝇头小楷，来做文章，可谓太难了。

司马迁被关在蚕室里，一面服刑，一面养伤，一面开始构思《史记》这部书时，他使用的文房四宝，是个什么样子的，如今是很难为之悬拟的了。

据想象，毛笔是应该有的，因为毛笔始起于战国。但纸张，此时还未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直到他死后的公元105年，蔡伦才造出第一张纸。那么，他肯定是用简，也就是竹片，当他的稿纸，这可实在的麻烦。《史记》这部书，必然要依靠过去史官的记载，司马迁去国家图书馆翻阅那些未被秦始皇焚书烧掉，而漏网留存下来的资料，也必然是堆积如山的竹简。秦始皇把竹简付之一炬，就不如文革期间统统送到造纸厂泡成纸浆，这很足以说明时代的进步。

古人常用“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来褒扬一位有学问的人，这车，就是指装着竹简的车。五车竹简，相当于今天多少万字的书，就不得而知了。一片竹简，写不了多少字，五车，表明很有学问，那么这个车肯定相当大的。

一想到这些竹简，就难以设想被关在监狱里的司马迁，是怎样写作的？那时的专政机构，能容许他写这么一部大书，比之奥亨利在坐牢期间写短篇小说，似乎条件要更优越。

我们也没有福气，坐过汉朝的班房，虽然唐代诗人写过“秦时明月汉时关”，可对汉代的监狱，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什么报导。但从他《报任安书》中，写到的犯罪服刑期间的情况，好象那日子并不怎么好过。“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可见古今同理，凡是专政机关，是不会把囚犯款若上宾的。

于是，令我们后代爬格子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他是如何能在牢里面著书立说的。如果随便设想一下，至少得要有笔墨纸砚吧？而纸，也就是简，一片一片，是很占地方的。加之手头必备的一些检索资料，自然那也是简，还有必不可少的一张书案，一张床，那样，给他预备的牢房，顶起码也得十个平方米的面积才行。竹简是以车论的，何况他要从事编撰的《史记》，又是一项浩繁的工程，牢房的门必然要能开进去一辆车，这班房是小不了的。

当然班房宽大，不等于对司马迁宽大。但那时的司法当局，还不懂得制作沙丁鱼罐头的道理，所以，不明白如何缩减牢房面积。其实，“囚”字就具象地表现出应该给犯人多大的地方了，但居然留下了让他可以从事创作的空间，真是难能可贵。谢天谢地，否则，一间牢房里塞进十个二十个人犯，与他挤着一团，我想今天大概不会有《史记》这本书了。

也许因为司马迁是触犯了皇帝的钦犯，也许因为他算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看最后给他落实政策看，惩罚是半点不留情的，牢房还是有所优待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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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游戏（2）

这个人倒霉就倒在他讲真话上，打抱不平上，对皇帝圣明的幻想上，和对自己太不切实际的估计上，这也是他之前，他之后，所有爬格子的人，总不走运的原因。爬格子的游戏和轮盘赌差不多，赌注越大，输的可能性也越大，赢，实在是侥幸的。轮盘赌输赢是钱，爬格子的游戏，玩大发了，有可能把命搭上，司马迁差一点点就被皇帝砍了头。

其实他和那位出征匈奴的李陵，“素非相善，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没有任何亲密关系的。这就是爬格子的人共有的一种臭毛病；说得好听，叫做正义感，说得不好听，叫做多管闲事。若是看见装看不见，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球照样转的。可生怕当哑巴被人卖了，一定不识相，一定按捺不住的要“干预生活”的话，既与事无补，自己还会碰一鼻子灰，那也只好说是咎由自取了。

及至李陵寡不敌众，身陷重围，弹尽粮绝，那个贰师将军李广利援救不力，终于被俘，朝野震动。可想而知，李陵是怎样的被唾骂了，他看不过去，也太相信自己，以“拳拳之忠”，在明主面前说了两句公道话。谁知龙颜大怒，惹下大祸，身受“次死之刑”，也就是极残忍的“宫刑”（即“割势之极刑”），为他的正直付出代价。

唉！这位爬格子先生，也太自信了。你算是陛下的一个何许人也？等他受了刑才明白，“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闲，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即使“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可是，到这个时候，知道一个舞文弄墨的所谓知识分子，在皇帝眼里，不过尔尔，已经晚了。这种自找苦吃，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