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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实未尝有也。’成祖曰：‘尔以无为美耶？食其禄，任其事，当国家危急，宜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特恶夫诱建文坏祖法乱政者耳。’后贯迁中允，坐累，死狱中。临卒叹曰：‘吾愧王敬止（艮）矣！’”

知道自己底子潮的解缙，脑筋多了一份清醒，与其辨白，无如闭嘴。文人遭遇皇帝，比秀才遇到兵，还要麻烦，还要危险，他已经侍候了两个朱姓皇帝，懂得在这种天威下，如何夹紧尾巴，如何讨好迎合，如何化险为夷，如何磕头求生的苟且之计。解学士的小聪明，大智慧，就表现在这种既敢于下赌投注，也善于应急之道，既能喊最响亮的口号，决不怕肉麻，也会不停调整自己，能放下身段，去适应变化着的世界，正是这一份超常能力，他那首诗中所写“天风吹我不能立”状况，一直陪到第四位皇帝，总算没有发生，真是难能可贵。

大约从六月十二日晚七点，到十三日早七点，不足一个对时，解学士的两面表演，卑鄙得那么坦然自若，无耻得那么津津有味，可谓登峰造极矣！这也应了明代大学士焦竑《玉堂丛话》中所说的，解缙所信奉的“宁如有瑕玉，不作无瑕石”　的人生哲学，促使他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连川剧的“变脸”，也赶不上他的变化之快。

尽管如此，我也不想将“小人”这个字眼，加诸解缙头上。因为，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无可非议；而且，他也没有拿别人当垫脚石或者当见面礼。也许由于我一辈子，从来没好运碰上过这样一位“君子”式的小人，仅这个缘故，我佩服解缙之不害人，小人之小得光棍。

这个极有眼力，极善揣摩，极能体会，极能迎合的解学士，一夜之间，易主而事，成为永乐的首席宠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不讨厌马屁，尤其不讨厌文人拍马屁，我也不解何故？也许文人的马屁，讲究一点修辞方式，不至于肉麻得直起鸡皮疙瘩，能抚摸得主子更受用些吧？于是，朱棣马上给这位解学士派下来修《太祖实录》，修《永乐大典》这样极体面，极荣耀，也是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

应该说，明代的解缙，宋代的欧阳修，这两位乡党，在学问和著作上，也是可以相互媲美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宋祁合修的《新唐书》，为清朝官定的《二十四史》之一种，自然也就有不朽巨谳的身价。而解缙，他主持编纂的22877卷，11095册，合计3点7亿个汉字的《永乐大典》，尽管散失殆尽，但当清代《四库全书》没有问世之前，这部史无前例的，极其庞大的类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也是举世公认，罕见其匹的。

虽然，朱棣派了他的军师，高参，那位和尚姚广孝挂帅《永乐大典》，但具体的总编纂重任，是由穷尽经典图籍，阅遍千古文翰的解缙来承担。其博学，其睿智，其气魄，其精力，你不能不钦服；这时，他也不过34岁，相当于刚成名时的知青作家那种年纪，你能不向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解学士脱帽致敬吗？

然而，实事求事地讲，解缙比之欧阳修，在文章的名声，诗词的成就方面，就差池多了；在文学史的建树，文学思潮的影响方面，就更为逊色。无论如何，欧阳修矫五代靡颓文风，倡古文运动，和唐代韩愈一样，“文起八代之衰”，是得到千古定评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歌赋，至今仍弦诵不绝，甚至几首信笔拈来的小令，也写得风致妩媚。

解学士之死（5）

而解学士，真替他抱屈，除了那部破碎残缺的《永乐大典》，他的名篇是什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他的文学主张是什么，除专门研究者外，大多数中国人，便了无所知了。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了，才高见嫉，不是老天爷要你死，而是皇帝不让你活，纵有三坟五典在胸，锦绣文章在口，出手珠玑，落墨华彩，脑袋一掉，这些才华也随之成为一抔黄土。

想起这些早早死于非命的天才，青冢枯草，杜鹃啼血，那是很令人黯然神伤的。

如果，他像欧阳修那样，活到65岁，而不是44岁被朱棣杀了，多上近二十载挥斥方遒的文字，也许他的满腹精华，文学能量，还能多存留一点在世上。

如果才华横溢，聪明透顶的解缙，此生只当一个纯粹的文人式官僚，或者，官僚式的文人，第一，不会死得那么早，第二，多活若干年的话，“庾信文章老更成”，其文学成就，也许不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