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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听途说”（56�7％）、“与人交谈”（如通过电话等）（19�4％）与“网络”（14�2％）传播为主。

从最初的地下SARS消息的传播路径看，五城市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点，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通过非官方媒体最先得知SARS信息的居民中，五城市“道听途说”所占比例最高，且都超过了50％，而这其中以北京所占比例最高（64�2％），其他四市比较接近。我们认为，北京所占比例最高的原因是因为北京是受到信息封锁危害最为严重的城市。

一个明显的结论是：信息的不及时披露使人际传播这一最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在这次SARS流言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道听途说”较之其他媒介通道更为缺少传播的信度，我们认为，不管是从五城市的总数比例、还是从北京一地的情况来看，“道听途说”的人群比例如此之大，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流言在信息封锁之中更可能演变为谣言和谎言。

调查还显示，通过网络传播获得流言信息者所占的比例以上海为最高（26�0％）、广州为最低（4�1％）。其中，以上海为最高的原因，可以从上海地区网络信息传播程度较高及上海地区较晚受到SARS事件波及这两方面得到解释；而以广州为最低，可以从该地区信息传播选项中“其他”选项达10�7％（远高于排名第二的6�1％）得到解释：广州地区SARS流言的传播处在流言传播急遽膨胀的早期，受众慌不择路的选择多元化的信息通道更符合当时的事理。另外两个明显的原因是：①处在SARS疫情深重的地区，广州人在事件初期亲身感受SARS的机会不亚于从传媒感知的机会；②通过“手机短信”传播的以广州为最高（9�1％），且明显高出其他四市许多。

突发事件与中产阶层的流言敏感（3）

表5…34中产阶层对流言传播的信道依赖单位：％信道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总数互联网14�826�04�116�115�914�2手机短信2�59�11�23�3电话14�816�920�722�622�019�4道听途说64�253�255�456�554�956�7其他3�73�910�74�86�16�4样本总数81771216282423Pearson　Chi�Square＝42�972，df＝16，P=0�000　《　0�01。

上述结果与五市SARS疫情出现的早晚、疫情持续时间与距离信息公开的时间长短以及各城市间居民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有关。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代表着媒体发展方向的互联网和作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在流言的传播中的作用已经占据主要位置。从理论上来解释，这种占据当是基于它们对现有信息权力疆界的打破，如波斯特所说：“网络空间中的音讯不容易被牛顿式的空间所限制，这使得边界变得无效。”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第二媒介时代》，范静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40页。这对于自感处于信息弱势的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对于较其他人群更容易打破信息壁垒的中产阶层人群来说，流言的敏感是具备先天的条件的；在这里，在中产阶层的流言传播对新媒体的利用上，反映的是媒体技术对中产阶层心理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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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文化资本的获得与传承

本章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成果。

近年来，社会分层视野中的干部、工人、农民三分格局逐渐被社会阶层多样化的社会现实取代，“中产阶层”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词语。一般认为，中产阶层大多出身于更低的社会阶层，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了文化资本，并据此取得较高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从而实现社会流动。因此，教育是中产阶层实现社会流动的基础。

本章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文化资本的获得、传承以及确认这三个角度来描述中国中产阶层教育方面的特征，并尝试对其中的一些社会现象做出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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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循环或再生产（1）

关于社会流动，主要有两派观点：一种认为精英群体是不断循环流动的，帕累托是倡导者；一种观点则认为精英是可以“父贵子荣”，能够复制的，这是再生产理论的体现。

帕累托是精英循环理论的信奉者，在他看来，由于个人继承的天赋和在等级制中的地位之间不可能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