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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河北中州会馆。奉军准备兵分两路，一路沿津浦线抵徐州，同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会合，进攻河南；另一路进抵京汉线长辛店附近。奉军派出的兵力计有三个师，十个混成旅，三个骑兵旅，共约为十二万人。张作霖此时还施放烟幕：“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并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对奉军的进逼，采取了节节退让的作法。直隶省长公署设在天津，曹锐在奉军进入天津之前，慌忙把公署的文件撤走。派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代理省长，所有驻津直军全部撤回保定，避免正面接触。奉军在开进德州之前，驻德州的曹锟的七弟、直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锳就弃职出走。曹锟派张国溶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曹锟还下令津浦路沿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和德州兵工厂一律交给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直奉一战（2）
直皖战后，直系内部在对待奉系的问题上，分为两派。曹氏兄弟认为，直系刚刚战胜皖系，不宜和奉系闹翻；而自视甚高的吴佩孚压根就看不起胡匪出身的张作霖，主张对奉系予以迎头痛击。是战是和，直系内部举棋不定，因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在开战之前，双方又展开新一轮的电报战。４月１９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电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这是在说明奉军入关的理由，可谓冠冕堂皇。随后直指吴佩孚：“凡有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均视为和平统一障碍物，愿即执殳前驱，与众共弃。”最后建议：“至于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共同讨论，非作霖所敢妄参末议。”第二天，张作霖又电请徐世昌主持召开全国统一会议，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就动用武力。这个电报其实就是对吴佩孚的挑战书。 吴佩孚也在１９日发出通电，反唇相讥：“年来中央政局纯由奉张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使亦从无绝对之主张。此次梁氏恃有奉张保镖，不惜祸国媚外，而为之保镖者犹不许人民之呼吁，必庇护此祸国殃民之蟊贼，至不惜以兵威相胁迫。推其用心，直以国家为私产，人民为猪仔。诸君代表三千万直人请命，佩孚窃愿代表全国四万万人请愿也。”吴佩孚也假托人民的名义反攻张作霖，好像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似的。直到此时，曹锟才感到对奉军的妥协退让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此，下定决心同张作霖开战。为了向吴佩孚表明态度，曹锟向秘书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秘书打算改作文言发出，曹锟说：“不必了，就用我的话打给他吧！”① 得到曹锟的支持，吴佩孚的决心更大了。２１日，直系军阀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联名通电，痛斥张作霖“借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表示了他们应战的态度。当然，其中的田中玉、赵倜、刘镇华是被吴佩孚硬拉进来的。２３日，张作霖通电，反驳曹锟所称奉军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的说法，说奉军入关是得到徐世昌和曹氏兄弟的同意的。２５日，吴佩孚与直系将领联名发表《张作霖十大罪状》的通电，声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佩孚等既负剿匪之责，应尽锄奸之义”。当天，吴佩孚就到前线督战去了。 吴佩孚早就应该到前线去，为什么迟迟未动呢？因为吴佩孚知道河南督军赵倜同张作霖暗中勾结，他担心赵倜在后方反叛。直到得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陕军第一师及北洋军第四混成旅各部已开出潼关，先头部队到达洛阳时，他才离开洛阳，亲赴前线。他留下手令，派冯玉祥为援直陕军总司令并代行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权，后方各军归其节制。冯军的迅速到达，使赵倜的宏威军不敢轻举妄动，吴佩孚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前方军事。这对决定奉直战争的胜负起了重大作用。 奉军分为西、东两路军。西路军以张景惠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长辛店。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张景惠兼，第二梯队司令邹芬，第三梯队司令郑殿升。东路军以张作相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落垡。分为三个梯队，另外附以骑兵集团。第一梯队司令张作相兼，第二梯队司令张学良，第三梯队司令李景林。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参谋长常荫槐。第二梯队所辖部队有张学良的暂编奉军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暂编奉军第八混成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