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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这回，我真的遇上贵人了！我回到家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正秀听了，也高兴得彻夜未眠。我们谈论着，盘算着，只要能离开南山这块是非之地，过上几天清静的日子，随便调哪里都心满意足。

可这次调动毕竟还关系到妻子的工作，全家的生计，对未来的新单位我们还是想了许多许多。我以为进县城是不可能的，也不敢存这种奢望。局党委能把我们调去，由场派教师转为国家教师，吃皇粮，用皇钱，已是仁至义尽了。再说我们全家都是农村户口，如果进了城，光上户口就难上加难，再麻烦局领导，那就太得寸进尺了。我哪敢把好事想到这个份上。我和妻子最后只是想，能调到一所规模较大的农村中学或小学就好了，这样对解决正秀的工作问题就多一点希望，只要能拿工资就不愁生活。如果能到垦殖场学校那就再好不过了，那里安排工作空间更大，毕竟我们在国营农场待惯了。可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犯了难。听说现在调动工作都要自己找单位，主管部门只是负责给办手续。如果教育局要我自己去找接收学校怎么办？前一段时间，我活动了那么久，一点收获也没有。现在又去求人，还会有什么结果呢？想来想去，越想越觉得难。最后只有自我解愁：嗨！别想这么多，还是按金县长说的，先去办，一切到时候再说。说不定车到山前就有路！

第二天，我向a领导提出了我的调动要求，请他高抬贵手，放我一码。

a领导问我：“你想去哪里？”

我拐了个弯子说：“不知道。你答应放我，我再去找单位。”‘a领导没说放也没说不放，只轻轻地“哼”了一声走了。

一九八七年下学期，南山领导倒是优先考虑了我的调动问题，只是把我从中学调到了小学。不过a领导也没让d坐上中学校长的交椅，而是亲自从外地请来一位公办教师任南山中学校长。

弱者为什么总是这么窝囊？被人宰割了，还说是工作需要，属正常调动。领导把我从中学副校长调任小学正校长，还能说领导亏了我么？至于那些是是非非的问题，能向谁说呢？告状么？人家有无数条理由，无数条渠道开脱得一干二净，谁会相信你一个平民百姓片面之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尽管这些年来我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怨言，但一直没闪现过向上级党政部门反映的念头。

我忍气吞声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认为，我是a领导提拔的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把一切都忍了下来。我希望他总有一天能明白真象，能回过头来想想！但是这一天何时能到？其实他现在可能什么都清楚明白，只是走远了就是不想回头。身处困境的我，尽管深知走投难寻路，可心里还是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

现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线光明。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会呀！如果第一关就被卡住了，调动就有可能泡汤。想到这里，心里又涌现一阵无奈。有时我也想，万一走不了就算了吧，在南山呆了这么多年还不过来啦。但是我了解a领导的性格，他既然盯上我了，往后的日子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左思右想，前后总横着一个“难”字。

然而，事后我才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永远都不是孤立的。不管是谁，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必然引起周围人群的各种反应。支持反对，赞赏唾弃，同情厌恶……，这些褒贬迥异、是非分明的情感表白，总是要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或近或远地扩散流传。这是正义的评判，公正的土壤。所谓凡事自有公论，不管你信不信，它确是一种社会主流，不以你我也不以a领导d老师的意志为转移。正是这种社会主流，使许多沉冤昭雪，把无数坎坷荡平，为弱者撑腰鼓气。我——一介平民，与a领导d老师之间的一场风波，居然惊动了上级领导，并在他们的支持下，让我因祸得福，一举改变命运，就是一个例证。

县委领导大概是在八六年底考察基层班子的时候，就知道南山中学有这么一个校长有这么一件事。记得那年年底，有几位场领导先后对我透露，说县委领导来南山考查班子时，他们都谈到a领导与我的关系问题……。听语气看表情，显然对我不怀恶意。

我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的预备党员，可是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底，已经预备了三个年头，还在预备，这就又让组织部领导知道了金成这个人和金成这件事。场部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告诉我，在一九八七年底召开的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县委组织部的龙部长在总结报告中曾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一个单位，预备党员拖了近三年，既不给人家转正，又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