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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女人的心是水性杨花，荡漾飘浮，不可捉摸。一九七零年前后，两个女人在我身边的表现着实让我目瞪口呆。一个是花季少女，情态诱人却无果而终；一个是春日少妇，行为放荡而令人生畏。从此，我的心几乎凉到了冰点。我再没有勇气去追求异性。我仿佛患了恐异症，害怕落入女人设置的桃色陷阱。

偏偏在这个时候，偏偏又有一个女人，不声不响地闯入了我的生活。

每天晚饭后，我喜欢在宿舍里看看书或唱唱歌。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每天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女孩，或在门口站一会儿，或在床上坐一会儿，不说一句话，不露一点笑，不声不响地来，默默无言地去。我也并不在意她的来去，最多是歌不停口眼不离书地点一下头。表示我知道她的存在。

后来又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她来了也不坐也不站，看见床上有脏衣服臭袜子就不声不响地拿走，洗好，凉干，破了的补好了，折得熨熨贴贴地送回来，一声不响地放在我的床上。有时一声不响地坐一会儿，有时放下衣服就一声不响地离去。每次她送衣服来我都会说一声“谢谢”，可她仍是一声不响，只是有时回头一笑。

这个女孩叫黄兴国，年龄至少比我小十二岁，家庭出身与我相同。原本她也有一个幸福的家。父亲虽出身不好，却是国家干部。五十年代初，学校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老区建设，分配在江西省兴国县工作。一九五三年与家乡田心村一个地主的女儿，名叫胡桂花的结了婚，生有一女二男。

女孩是老大，借老革命根据地之光取名“兴国”。一家五口虽说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度日，有母亲胡桂花的勤俭持家巧划算，全家和偕团聚，生活虽然清苦，却也顺心。

但人有旦夕祸福。当兴国尚且年幼，两个弟弟还在摇篮襁褓中的时候，她的父亲突然病故了。父亲的英年早逝，给这个孤儿寡母的四口之家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而最大的难关就是生活无着。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带着儿女们回到老家田心村。

父方母方均为外部阶级，回到老家又能怎么样呢！为了生计，母亲只好拖着几个儿女与南山垦殖场二分场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工人再次结婚。这样全家就搬到了场里，不久，母亲又生了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由于家境艰难，兴国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从此年幼的她就过早地担起了这六口之家的家务重担，挑水做饭洗衣打柴，样样都干。

这个父母双黑的家，从回乡的那天起，四邻八舍就没人正眼瞧过他们。她们一回家，村干部就把这个外来户划入了阶级异己的另册，剥夺了她们一家抬头做人的权利。后来进了场，尽管继父在旧社会是个苦大仇深的贫苦人。但场里并没有把她（他）们一家与继父同样对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家老少就象断了线的风筝，在风雨飘摇中挣扎、苦熬。甚至连累那个本是腰挺根正的继父也矮人三分。

不难想象，小小年纪的她饱受的辛酸知多少？遭受的折磨知多少？受到的创伤知多少？而她的母亲，自身难保，只能把出头的希望寄托在儿女们身上。她对儿女们倾注了全部的爱，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自然对他（她）们的行为动向倍加关注。

没过多久，母亲对兴国的行踪就有所察觉，便密切注意起来。有一天，胡桂花终于又发现女儿躲在床上专心致志地补一件衬衣。她走过去一把夺过衬衣严厉地问：“这是谁的？”

兴国不吱声。母亲生气地说：“你不说我也知道，这是殷间的。”

兴国顶了一句：“是他的又怎么样！”

母亲火冒三丈，破口大骂起来：“你这个小婊子，现在长大了就不听娘的话了……我不准你跟殷间来往！”

兴国毫不示弱地说：“殷间有什么不好？”

对于家庭出身，胡桂花有着切肤之痛。当年自己的出身和选择已经注成大错，无法挽回。现在，女儿又要走自己的老路，胡桂花怎能不坚决制止呢？兴国的一句顶撞，更让她怒火中烧。她将衬衫往床上一扔，冲着女儿，却压着火气语重心长地说：“殷间出身不好，难道我们还没吃够苦头吗！”

母亲的肺腑之言，母亲的监管怒骂，都不能改变兴国的初衷。胡桂花知道，同在一地，随时都可见面，光靠严管难以截断兴国同我的往来。于是她决定用最实际的办法，把我们隔开――她当机立断找到分场领导，要求调到最偏远的生产队去。

分场当然求之不得，当即拍板兴国全家调水塘头生产队。

其实，此时兴国与我并无什么关系，更谈不上恋爱。在我的眼中，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