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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定。临行前向喜为取灯的事又向顺容作了细致交代。包括取灯的教育,取灯的伙食,取灯的穿戴,取灯的奶妈,取灯的出入门……以及健康时的取灯,生病时的取灯,睡下时的取灯,醒来后的取灯,热天时的取灯,冷天时的取灯……都该当如何。向喜说得絮叨,顺容听着不嫌腻烦。她知道,老头子这是要把取灯调教成一个“新式女孩”。她见过保定那些新式女孩什么样:留着齐眉穗,身穿月白上衣黑裙子,偏带皮鞋,手里提的是带木提梁的布书包。她们个个衣服清洁,脸上油红似白。不像她小时候,几个月也不洗一次头,都二十岁了,洗脸时还把领子掖在脖子里不知掏出来。
向喜絮叨一阵后,又把取灯现在的奶妈叫过来,请她把取灯一些必要的起居规范向顺容作了演习。
临别时向喜对顺容说,“说一千道一万,对孩子的教育还是第一。小学就先选琅瑚街吧,那儿离家近,课程也新。中学,我再想想,不是育德就是同仁,反正来日方长。”
对于向喜这一切一切的嘱咐,顺容只说了一句表态式的话,她对向喜说:“放心吧,你跟前的人就是我跟前的人。”说时带着保定人特有的豪爽。
最后向喜才提到取灯去保定后的开销。他说取灯的开销他会另“拨”。向喜一提给取灯另拨开销,哪知顺容的表现还真出乎向喜的预料,她说:“我是养活不起个闺女,还是怎么的?那我成什么人了。”说时更带出保定人特有的仗义。
向喜想,算了吧,二丫头,你也别过火了,我还不知道你对钱财的禀性。不过向喜什么也没说,过后还是把足够的费用按时寄给了顺容。
顺容携取灯回保定后,还真的实践着自己的诺言。她开始按照一个“新式女孩”的标准来抚养取灯,她无比挑剔地为取灯更换着保姆,她尤其受不得那些来自郊外乡村的女人,她嫌她们侍弄、打扮取灯时带着村气。有一次一位保姆在给取灯洗脸时把棉袄领子掖在了脖子里,顺容就冲保姆奔过来说:“这是你们村里人洗脸的架式,给孩子洗脸不会把棉袄脱下来吗,里边又不是没有毛衣!”有一次一个保姆给取灯梳头,往取灯的头发上不住抿水,顺容又奔了过来说:“哎,哎,你这是干什么,往头上抿水长虱子。”还有一次,有位保姆在取灯的两眉之间点了一个红点,这更激怒了顺容,就为这,她立刻辞退了那个保姆。她说那保姆把取灯打扮成了一个新城县的泥娃娃。保定北边有个新城县,新城县出泥娃娃,泥娃娃脑门上都点着红点。后来又经介绍,来了一位家住老城根儿还了俗的、识文断字的修女作取灯的保姆,才算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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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宜昌发生兵变。据岳阳《大公报》载:“夜半,驻宜昌十八师与十三混成旅部分士兵因反对王占元克扣军饷,突然哗变,变兵抢劫财产后房屋则被火焚一空,如二架牌坊自大十字街起至礼泰药房止,二面房屋焚去二百多家;鼓楼街焚去天宝银楼等;北门焚去当铺、商店数家,白衣庵街焚去萧鼎新布号等数十余户;东岳庙街焚去五十余家;南门外正街焚去凤祥银楼等数家;一马路焚去慎泰食品店、成章洋货匹头店、利昌罐头店、新凤祥银楼、日商武林洋行、大阪堆栈、德商马金洋行等。损失最重者为城内城外绸缎店、京货店等,皆如水洗。是夜,变兵抢占电报局,不准市民向外拍报通话。”
另据官方统计,此次兵变所受损失,宜昌地方财产六百二十五点三万串。外商受灾的有四十家,其中日本十九家,美国八家,英国七家,俄国和意大利各两家,法国和希腊各一家。总计损失两千万元。
继宜昌兵变后,次年六月,陆军十八师、第八师、第二师的部分士兵在武昌、沙市等地再次哗变,该地损失更甚,银行、官钱局、造币厂亦被焚。
几次兵变因有碍外商和外国侨民利益,停泊于长江下游的英国炮舰“格那脱”、“格列格”号奉命西上抵宜昌。美国炮舰“孟活开”号和日本军舰亦先后抵宜昌。驻华法国公使和日使均向北京外交部提出交涉。
北京政府迫于压力,在处理此次事件时格外谨慎,急令湖督王占元严惩祸兵。之后数名主官被免职,十四名营以下军官被处决。向中和的第十三混成旅被取消番号。不久,王占元本人也因“督军不利”被免职。王占元被免职之前,幻想挽回局面,要对北京政府作出姿态,决定处决所有参与兵变的士兵。名义上他给一千二百余名变兵发足两个月饷银,声称将其遣回原籍,暗地却密令第四旅旅长刘佐龙在湖北孝感车站设下埋伏。待押运变兵的火车停孝感时,将手无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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