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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痛苦经历。最终，施特劳斯还是放弃了。马塞尔·赫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当他和乌莉分手时，他流出了痛苦的眼泪。”这当然不仅关系到乌莉还是家庭的问题，还关系到施特劳斯作为顶尖政治家的存在问题，关系到在权力中心的去留问题。但大联合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赢得联邦议院选举后，1969年10月21日，维利·勃兰特在联邦议院被选为新总理。所有主要的政治家都起立祝贺勃兰特。只有施特劳斯像被钉在座位上一样坐着没动，在一种惊愕的状态下发愣——勃兰特偏偏到达了施特劳斯朝思暮想的位置，登上了政府首脑的宝座。这一刻，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生活目标落空了。“施特劳斯不再是个有前途的人了。”《南德意志报》写道。这是一种双重的痛苦：为了不放弃他在这个权力中心的位置，他放弃了乌莉，而现在他又被清除出了这里。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风格又一次改变了。如果说他在当财政部长的时候表现得适度而有分寸，让他的对手都大为吃惊的话，那么现在他毫无分寸的言辞甚至使他的朋友都感到震惊了。“谁要是阻碍我得到权力，我会杀了他。”据说在酒精的影响下，他曾在小范围内说过这样的话，虽然人们不清楚他当时的表达是否真是这样。施特劳斯了解台下的日子，他怀念被人欢迎和拥戴的时光。就像当初在帕绍，当他走进尼伯龙根大厅的时候，人们都用崇拜的表情看着他，虔诚地和他握手，就像进行一场宗教仪式。他讨厌作为反对党的生活，这种无尽的等待让他不胜其烦。但终于他找到一点小小的快乐：他在世界上还挺有名——这点倒得感谢奥格施泰恩和他的同伴们。他现在最愿意干的事情就是和玛丽安娜一起出访，这里见一个沙特王子，那里见一个柬埔寨公主，还和极少再接见其他人的老年毛泽东握手，同地球另一端莫斯科的对手进行争辩。这搞的可是“大政治”。他同样重视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甚至智利的右翼独裁者。当然他还远远不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不管是毛泽东还是皮诺切特，他当然只去见那些与他同样狂热的莫斯科反对者。

皮诺切特在1977年要授予他一个荣誉博士头衔，他便去了圣地亚哥。据当时在场的埃里希·李德尔说，在那儿的时候，皮诺切特要感谢他“把南美洲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施特劳斯和皮诺切特甚至用了很长时间来讨论宪法的开头——“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真是恐怖的一幕，皮诺切特曾对上千人施以酷刑并使其中的许多人“失踪”。1977年9月，汉斯·马丁·施莱尔被恐怖组织“红军派”谋杀。 一个月后，“红军派”又劫持了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目的是想让他们在施塔姆海姆身陷囹圄的头目获释。那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时代。玛丽安娜在慕尼黑一栋高楼里买下了顶层14楼的三套住房。现在施特劳斯家住在那里，远离普通的生活，因为玛丽安娜害怕。自从她和丈夫结婚，虽然她已经习惯了他“被诽谤中伤”，但现在在这种全国都被恐怖组织袭击的情况下，危险更近了，丈夫或许会有生命危险——甚至是孩子们。这里安全措施严密，电梯只到13层，那里有安全官员检查每个人。三个孩子每人都有一个保镖。早晨，如果孩子们去上学，玛丽安娜会从上面看着，只到孩子们从她的视线中消失。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7）

后来人们确实发现，在对面邻近的高楼上已经有“红军派”的恐怖分子租住在那儿。莫尼卡·霍尔迈埃尔曾经非常透彻地描述过这个时期以及它给玛丽安娜的三个孩子的心灵上造成了什么后果。也许这种紧张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一些特别歇斯底里的表达：他骂作家贝恩特·恩格尔曼是“老鼠和苍蝇”，因为这位作家总是盯着他，而且老写一些不负责任的书。这种使用糟糕的纳粹语言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它激起了巨大的反对浪潮，特别是使年轻人认为，施特劳斯本身就是个纳粹。很快，成百上千的年轻人要求“制止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家则是这样一个家庭：他们无比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共同抵御外来的真实的或是可能的威胁。“就像沥青和硫磺。”莫尼卡·霍尔迈埃尔说。每个人都完全支持家庭中其他人，妻子支持丈夫，子女支持父母，家庭就是避风港。因为玛丽安娜·施特劳斯认为，在家庭外边，整个德国上下，老的价值观已经沦丧。她仔细分析了当时社会的变化，这种“堕落”——离婚、堕胎、同居的人数都在增长。以她之见，这都是“社会自由主义”政策的责任。她和她丈夫的观点一致。在一次采访中她说，如果她的孩子们有一天“站到对立的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