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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密度大，厕所的有无好坏，关系市民健康，也维系观瞻。“京师无厕”，［81］这就是说，大街上根本没有厕所。谢肇淛也记载说：“今大江以北，人家不复作厕矣……京师则停沟中，俟春而后发之，暴日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82］疟疾、痢疾、瘟疫时有发生。陈铎常居京中，编过一本滑稽《月令》，在二月下，冷嘲热讽曰：“是月也，壁蛩出沟中，臭气上腾，妓靴化为鞋。”［83］读来真让人喷饭。明末作家王思任，曾描写京城无厕之苦谓：“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极苦无处起居。光访优穆，或内逼而不可待。裨谌谋野，又路远莫致之。”［84］卫生条件如此之差，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明代城市中，虽然也不乏大商店，有的店更备极豪华，但总体看来，还是小商店居多。有些店往往名不副实，如六陈铺，本来是卖米、大麦、小麦、大豆、小豆、芝麻的，但有的店家“虽则粜米为生，一应麦豆茶酒油盐杂货，无所不备”。［85］多数商品的包装粗劣，食品每用荷叶、旧书及烂纸包装，此风一直延续到近代。明末休宁商人汪之蛟在青浦开店，即“收买残书败纸为囊，作贮面用”。［86］现代过春节期间，是商店生意兴隆、最为忙碌时刻。明代有的地方，除夕那天，“家家户户多收拾起买卖，开店的多关了门，只打点过新年了”。［87］实际上，明代大量的商业活动，属于地摊文化。在杭州昭庆寺廊下，“四方异贾，亦集以珍奇玩物，悬列待价，谓之摆摊”。［88］在松江，虽为江南名城，万历初年商业仍不发达，李绍文曾谓：“吾郡三十年前……惟宗师按临摊摆逐利，试毕即撤。今大街小巷俱设铺矣。”［89］松江在30年内能从摆地摊过渡到设铺，已属难得。而从城市到乡村，明朝的商业活动，有很大一部分是借助于庙会、社日、草市进行的，流动不定的、商品数量有限的地摊，占据主导地位，贸易额终究有限。何况摆地摊的，多数是小商贩，资金本来就很少。

《金瓶梅》插图，西门庆绸缎铺经营状。涩情商品的泛滥，是明代商业文化低水平的另一表现。明中叶后，地主阶级穷奢极欲，晚明更达到人欲横流的地步。大搞同性恋，“讳曰‘勇巴’”，［90］大讲房中术，甚至搞房事大战的比赛，［91］真乃荒谬绝伦。正是在这种气候下，涩情商品不胫而走，泛滥成灾。《闲情女肆》、《嫖经》、《嫖赌机关》等淫书及种种淫秽小说、春宫画，相继出版，［92］流毒社会。此风甚至波及一般商品。沈德符谓：“幼时曾于二三豪贵家见隆庆窑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93］这种涩情化的酒器，著名词人冯惟敏在《黄莺儿？美人杯》中的描写，使我们知道明朝某些士绅确实把酒与色合二而一了：“掌上醉杨妃，透春心露玉肌，琼浆细泻甜如蜜。鼻尖儿对直，舌头儿听题，热突突滚下咽喉内。奉尊席，笑吟吟劝你，偏爱吃紫霞杯。春意透酥胸，眼双合睡梦中，娇滴滴一点花心动。花心儿茜红，花瓣儿粉红，泛流霞误入桃源洞。奉三钟，喜清香细涌，似秋水出芙蓉。”［94］有些商人更贩卖淫器、淫药谋求暴利。《金瓶梅》中的各种淫器，今人读来稀奇古怪，但绝非向壁虚构，皆为明朝所实有。松江的女流氓吴卖婆，“制造淫具、淫药，以干妇人之好淫者，多得重货”。［95］淫具之一的缅铃，据谓“缅地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术，有得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96］而据杨慎《滇程记》载，这种鸟是大鹏。因此物“得热气则自动不休”，滇省便有人造假缅铃出售。［97］真货制作极费时，“疑属鬼工神造……殊贵重，不能多得”，［98］价格可想而知。海狗肾被奉为至宝，价格被哄抬上涨，“真者价值六十金”。［99］这些足可表明，明代商业文化，垃圾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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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7）

明代商业文化的特点之三，是明代的商业语言，不仅丰富多彩，有相当一部分还颇为奇突。

“开门七件事”云云，今日仍是大众的口头禅。始于何时？待考。但这一点是肯定的：宋、元时，此语尚未风行天下，所述七件事内容，也每有不同；［100］而到了明朝，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商品流通的加快，开门七件事的说法不仅广为流传，而且定型化，无论是商人、消费者，都不断那样说，直至今日，并无变化。请看明朝文献的记载：“我朝余姚王德章者，安贫士也。尝口占云：柴米油盐酱醋茶，七般都在别人家，我也一些忧不得，且锄明月种梅花。”［101］真是高雅之至。而小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