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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为了达成战略目的，对敌连续施以打击计，可另派生力军接替。我并非只站在部队这一面说话，战者力也，必须做到不偏不倚，既不可太过，又不可不及，恰到好处为宜。如官兵在极端疲惫之情形下，还要他去另一战斗执行任务，官兵不但怨声载道，且会有对上不满而气愤心情，无形中减低了斗志。这种情况之下的战斗，是最可怕的。

高级司令部的幕僚必须与战斗部队长经常保持联系，相互坦诚密切合作，俟排除战斗上一切难题后，再以命令执行之，切不可在战斗部队有困难之中一意孤行，影响战局。在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之原则下，上上下下的意见，务须沟通无阻，才能发挥整体力量而收实效。

兹举例为证：第十军援常德之役，敌人已南渡“沅江”两个师团以上兵力，我各级司令部竟不知情，乃不知敌之明证。预十师归长官司令部直接指挥（越级指挥），在常德县城以南，约三十余华里处与敌遭遇，与兵力优势数倍之敌，孤师奋战两昼夜，友军杳如黄鹤，其他地区皆不闻枪炮声，岂非战场无配合？弹药之消耗也无补充，预十师已处于自顾不暇之险境，而长官部仍勒令其解常德之危。因此，我评以盲目指挥盲从战。

未能掌握用兵之道

军属炮兵营之火炮，系老式日造三八式野炮，自衡山县至常德县境，其中有数县之隔，公路不畅通，野炮不能行动，故留置衡山未随军参战。现代战斗岂能无火炮？高级司令部应该明了第十军炮兵状况，另予配属能驮战载之山炮营给第十军使用，以增强部队火力，何况第九战区及广西第四战区控制有几个中央直辖炮兵团。宁可放在保险地区生锈，而不配给战斗部队使用，造成敌我火力悬殊不利之境，居心何在？无他，没有算计，有力不会使。

其次，衡阳会战，我第十军固守衡阳，我军援常之役伤亡过半，仅存一万七千余人。统帅部知道我军未曾补充，乃配属新十九师，充实战力。该师在衡阳战前突然调往广西，临时改派第五十四师归我军指挥，并无不当，惟五十四师只有师部及一步兵团在衡阳，其他二步兵团始终未来衡阳报到，该二团是未奉到命令，还是不肯来衡阳或因其他缘故不能来？高级司令部既不查询又不追究，更无补救之策。不来报到就算了，而五十四师守飞机场之一团，未能力战擅自向南撤走，只剩下一个光杆师部在城内，还要第十军保护他。总算是第十军承蒙高级司令关怀，得到了一纸空头支票式的兵力支援命令，第十军还是原来的第十军，这是与强敌斗力应有的法则吗？还是用兵之道呢？高级司令部认为这些小问题，不在其战略策划范围之内，满不在乎。那些大小幕僚们却忘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古训！既然不是以实力来应战，那就算是打战斗部队的番号吧。倘若第十军能获得一肯拼善战之师，协守衡阳，依据当时外围友军未能力战之情况判断，衡阳会战失败成为定局，衡阳也会不保，但衡阳之战斗则可多歼灭敌人二至三万人，而达到战略歼敌野战军最高之目的，仍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战果。惜乎未能把握着用兵之道，而一败涂地。

我军衡阳之战没有炮兵，军属炮营携火炮赴云南昆明换美式山炮未归。适巧某军炮兵营之火炮与我军同型，彼亦奉命去某地更换火炮道经衡阳者。高级司令部临时拉夫，将该炮营配属第十军使用。该营火炮不足，弹药更为缺乏，有炮营之名无炮营之实。上级不查，又以打番号方式配属，未能顾及实际效用，敷衍塞责，欺人自欺。所奇怪者，在第四、九两战区驻有我数炮兵团，为何不配属第十军一至二营作战，而要配属已淘汰缺弹之炮火？军事学所讲求的是步炮协同，有强大炮火而不使用，是何居心？还是那一句话“有力不会使”。再来看看敌人之顾虑配合周到处，攻衡阳之二师团，除师属炮兵大队外，另配属一个炮兵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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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补增援，战力之源（1）

我高级司令部用兵呆板，欠缺机动性，不能适应战场敌情演变应战。如衡阳会战，我战略仍以第三次长沙会战战略为蓝本，以衡阳为核心，将敌主力吸引至衡阳附近地区，我周边部队，适时反包围歼灭之。

惟此战役，敌之兵力较第三次长沙会战强大，其战略也已改变，以两个师团攻衡阳，主力进出于衡阳以东地区，攻击我外围各点友军，对攻城之二师团只整补无增援。在这种敌情变化下，我战略原案失效，应迅即改变作战方针，有第二案之对策。我却墨守原案，毫无反应，呆板执行，一再严令守者固守，催迫攻者急攻。至于守者如何守，攻者如何攻，各级司令部一概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