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部分(第3/4 页)

至充军肃州卫，仅三年即放回。成化八年（1472）又命其子张玄庆袭封正一嗣教真人，并传旨聘成国公朱仪之女为配，成了明王朝的皇亲国戚，地位反较其先辈更加显赫。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八载成化年间朝廷给张真人待遇超过衍圣公（孔子后嗣）之事，文曰：‘袭封衍圣公，每岁赴京朝贺，沿途水陆驿传，起中马站船廪给；回日，无马快船装送。而张真人往回，水陆起上马站船廪给，且有马快船之从。‘四十八代张彦？又奉‘诏聘安远侯柳文之女为继室，敕留都内外守备官陪往亲迎。‘

四十九代张永绪奉‘诏聘定国公徐延德女为配，敕成国公朱希忠、遂安伯陈？议行婚礼‘。以上种种，皆可证明张陵后嗣（正一道首领）在明代前中期所受的尊宠并不亚于宋元。

其次，许多正一道士亦受明王室的尊崇。洪武四年（1371）龙虎山道士邓仲修随张正常入觐，次年应诏入京，留居南京朝天宫，主祀祠之事。傅若霖屡随张正常朝京，洪武初被诏留京师，授格神郎、五音都提点、道录司左正一，掌神乐观事。卒赐祭葬。洪武七年明太祖以灵宝斋仪失于文繁，又命邓仲修、傅若霖与南京朝天宫住持宋宗真等删繁摭要，重新修纂，并‘设筵以宴享之‘。明太祖为新纂之书（即《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所作的御制序文中称：‘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tuo，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表现了明太祖对正一道的偏爱及其崇奉正一道的用意。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闻赣县祥符宫道士刘渊然‘颇能呼召风雷‘，遣使召至，赐号高道，馆朝天宫。以后刘渊然在仁、宣之世被赐号真人、大真人，给二品印诰，与正一真人等，成为明代著名的高道。太祖以后诸帝继续崇奉正一道。据娄近垣《重修龙虎山志》卷七所载，仅从龙虎山调赴京师任道录司官员的道士就有林靖乐、曹大镛、邓景韶、cao克宏、颜福渊、黄嘉佑、龚继宗、连克章、王时佐、方定相、陈善道、吴尚礼、邵启南等十余人。

至于明世宗之宠信道士邵元节，更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据《明史…邵元节传》等载称：邵元节（？～1539），江西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嘉靖三年（1524）征召入京，嘉靖五年（1526）封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赐银印，领道教事。寻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嘉靖十五年，为世宗建祈嗣醮，该年皇子诞生，录其祷祀功，授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徒、师咸进高秩。嘉靖十八年逝世，赠少师，赐祭十坛，有司营葬，用伯爵礼，谥‘文康荣靖‘。

接替其事的道士陶仲文（？～1560），所受宠信更超过邵元节。

除授封真人、礼部尚书外，相继授少师、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陶仲文虽非出身龙虎山，但亦属正一派道士。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明统治者的支持下，正一派道士还编纂成一部《道藏》。成祖即位初年，曾敕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重编《道藏》，永乐四年（1406），又‘敕真人张宇初，前者命尔编修道教书，可早完进来，通类刊版‘。永乐八年，张宇初去世，诏令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编修。

宣德二年（1427）张宇清卒，未完成。明正统年间又继续纂修，到正统九年（1444）始行刊板，十年竣事，命名《正统道藏》，计四百八十函，五千三百零五卷。明神宗万历年间，第五十三代天师张国祥又奉命续补《道藏》三十二函，名《万历续道藏》。以上正、续《道藏》共五百十二函，五百四十八卷，即现今所存唯一的一部《道藏》，为保存道教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明中叶以后，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制度的动摇崩溃，原来产生于封建社会并为之服务的道教难以自我调整，加上此后的封建统治者大多不崇尚道教，故正一道从此进入衰落时期。正一道首领、即历代‘天师‘在明中叶后所处的境遇就是最好的说明。嘉靖中嗣教的四十九代天师张永绪，‘嘉靖末卒，无子。吏部主事郭谏臣乘穆宗初政，上章请夺其世封。下江西守臣议，巡抚任士凭等力言宜革，乃去真人号，改授上清观提点，秩五品，给铜印，以其宗人国祥为之‘。至五十二代张应京，由明入清。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笼络汉人计，从五十二代张应京至五十五代张锡麟，尚能大体承袭先爵而不坠，续封正一嗣教真人，光禄大夫。但好景不长，乾隆、嘉靖以后，其境遇即每况愈下。

乾隆四年（1739），命‘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