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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开始转向不正常状态的严重性质”

（６５４页）。

这些相当尖锐的论断，不是简单地轻率地得出来的。

本书在上卷中，已经对１９５６年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为什么和怎样提出反冒进的问题，作了说明。在下卷《批评反冒进》这一篇中，首先对毛主席批评反冒进的经过情况如实地加以叙述。然后又在五个问题上，基本上用毛主席自己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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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他对反冒进的批评的内容。作者在这五个问题上，或多或少地作了些评论，然后才对批评反冒进这一段历史作出总的评估。

读者会感到，这样的评估确实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是能够给人以有益的教训的。

书中还从对这段历史的评估，进而论述到，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党内的批评必须正确地进行，必须有充分的依据作基础，必须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能进行过火斗争，以势压人。批评的重点是正确地分清是非，目的是取得经验教训，有利于促进和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党的工作”

（６５４页）。

我以为，本书对于过去历史上的决策中的错误的评论，可以说就是党内批评的这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的实践。

对于“大跃进”

、人民公社、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反右倾、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等等事关全局的失误的议论，占了本书的很大篇幅。读者可以看到，本书中明确地说明了毛主席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和这些失误的关系，但也从事实出发，说明不能把一切责任归于个人。例如，书中说，“人民公社的建立，虽然毛主席负有主要责任，但决不是他一人的责任。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我们这些参加北戴河会议的人，都举了手，都有一份责任”

（７４７页）。

又如，在论述１９６２年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及其失误时，根据许多事实说明，“当时存在的‘左’倾思潮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人的责任，而是全党性的思想认识问题”

（１０３页）。读者还可以看到，本书在对于这些重大失误的认真研究中，不但说清楚了这些失误为什么必须被认定为失误，而且努力探索造成这些失误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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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书中往往把造成失误的个人的因素和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所得出的许多结论是很可贵的。

这十年中，党内只反右，不许反“左”。所反的右几乎又都不是真正的右，“左”却泛滥了起来。对这些情形，书中讲得很透彻。作者说，“建国以来，我们在工作中虽犯过右的错误，但更多的是犯了‘左’的错误。

‘左’是一个顽疾“

（１０４３页）。

这十年的经验证明，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一般地看成是阶级斗争，把某些不同的意见说成是资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这是非常有害的。针对这种情形，书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党内矛盾主要是认识问题。当然，不能排除社会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党内也会有某些反映。但如果把党内存在的认识上的分歧和不同意见随意说成修正主义、阶级斗争，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破坏党内民主生活，导致在政治上犯错误”

（１００页）。很明显，作者是严格地按照自己所提出来的这种观点进行论述的。他把“左”的错误观点和“左”的思潮，总是当作认识上的错误来加以分析评论。固然他也说明这些错误认识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是不给这些错误的认识戴阶级的帽子，把它们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我认为，这样做是好的。既然经验已经使我们看到，把阶级斗争任意地引入党内是非常有害的，那么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也不应该重犯这种错误。对党内的错误倾向，深刻地剖析其认识根源，至少要比简单地扣帽子更能够给后人以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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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书对许多事情分析得很细致，说出了许多读者所没有注意到的情节，从而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看法。

对此，我想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提出了一系列至今看来还是正确的方针政策。但不到一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