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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当时才三、四岁，孤儿寡母，裴行立之举无异雪中送炭，诚为大丈夫所为。这一善举，淹没于茫茫历史之中，笔者代为“钩沉”。

李锜被诛后，有司奏请毁平其“祖考冡庙”，也就是说要扒淮安王李神通数代人的坟头和祠堂，幸亏中丞卢坦上言，表示李神通等人有功于社稷，淮安王老骨头才没有被挖刨出来毁弃。

平定镇海后，官府抄没李锜家财，准备全部运往长安。翰林学士裴垍、李绛进言：“李锜僭越豪侈，割剥六州百姓以自肥，多枉杀属下官民以私其财。陛下怜百姓之苦，才发兵诛此凶逆之人。如果把李锜家财输送京城，臣等恐远近失望。不如把李锜逆产赐予浙西百姓，代替今年租赋”。

“上（宪宗）嘉叹久之，即从其言”。此时的唐宪宗，英主英才，伟大兴荣又正确。

不久，官为集贤校理的白居易作乐府等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读毕很高兴，“召入翰林为学士”，此举，也是中国历史上诗人为数不多的得幸美谈之一。

群狼俯首甘称臣——河北成德、魏博二镇的“归顺”

李锜灭后，诸镇惶恐，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惮上英威，为子（于）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宁公主妻之”。翰林学士李绛认为于頔是虏族（此人是代北拓跋氏后代），公主下嫁太屈尊俯就。宪宗独断，说：“此非卿所知”，嫁女给于季友，“恩礼甚盛”。于頔喜出望外，不久，就屁颠颠“入朝谢恩”，由此，山南东道一镇，也归于唐室直接统治之下。可见，唐宪宗是不惜血本以治藩镇，该打的打，该扶的扶，该送女人的送女人，用尽招数。

励精图治之余，宪宗朝君臣对当时形势有着明晰正确的分析：当时唐朝能收到钱物的税户才一百四十万户，比天宝年间税户少四分之三；而唐朝吃军俸的士卒有八十三万多人，反比天宝年间多三分之一，大抵是两户养一兵，人民负担极重（这还没有把水旱天灾以及临时征调估算在内）。

此外，元和初年一段时间，宪宗皇帝广开言路，信用裴垍、李绛卢坦等忠介之士，一改德宗时代废相权一揽天下细务的作法，推心委政事于宰相。同时，皇帝又能察纳雅言，虚心求谏，故而元稹、白居易等人虽常常言语激切，仍获宪宗优容。

对于宦官，宪宗还是以家奴视之，宠之信之任之却仍有魄力罢之废之。吐突承璀为宪宗修安国寺，寺前树立一块高五十尺的“圣德碑”，并准备出钱万缗让当朝宰相写碑文。歌功颂德，哪个领导都喜欢，宪宗就让李绛撰写碑文。李绛不仅不赚这份天大的“稿费”，反而上谏：“古代尧舜圣君，未尝立碑自言盛德，惟独秦始皇于巡游途中大肆刻石记功，不知陛下想效仿哪类君主！大修佛寺，只是看上去壮丽恢宏，观游时赏心悦目，对于陛下盛德没有什么益处！”宪宗览奏，深觉有理。

恰巧工程主持人吐突承璀侍立一旁，他就命这位公公把碑楼拉倒。太监狡黠，柔声言道：“碑楼太大，根本拉不倒，待为臣慢慢处置。”公公本意是想现在推脱一下，哪天趁宪宗一高兴再御笔“开光”什么的。宪宗勃然，吼道：“多用牛去拉倒！”见龙颜震怒，公公害怕，马上派人把这一形象工程毁掉。碑楼巨大，用了几百头健牛，才把它拉倒。而后，把巨石敲碎、清理，又耗费了不少银两。既便如此，仍可见出宪宗初年有过即改的精神和锐意图治的决心。

元和四年三月（公元809年），地处河北的承德节度使王士真病死，其子副太使王承宗自称留后。河北三镇自安史之乱后，与朝廷时战时和，均是名义上归顺，一直各以长子为副大使，父死子承，完全是一方土皇帝家天下，上报唐廷均是做做样子，一副“谅你不敢不批”的猖獗。宪宗连除数藩，很想趁机革除河北诸镇世袭的“习惯”，欲拿承德镇开刀，准备朝廷自下诏命任新节度使。如果王承宗不服，就要兴兵进讨。

宪宗青年皇帝爱激动，脑子一热，准备大干一场。朝内大臣们都比较清醒，李绛等人纷纷进言：“河北诸镇不遵国家法度，人神共愤！但现在攻取，不一定成功。成德镇自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已经四十多年，王承宗久掌军务，朝廷如下诏免其兵权，他肯定不会奉诏。此外，范阳、魏博、易定、淄青等镇，相互交结，均是父子相袭，一旦听闻朝廷对成德镇节度使有所易换，肯定会心怀忐忑。这几个近邻藩镇长久以来一直暗中连动，共同进退。如果国家诏讨一镇，其余几镇会借口助讨为名，大开狮口，向朝廷要钱要粮要官，真打起来时，他们肯定会按兵玩寇，坐观胜负，最终仍是劳费国家人力物力财力。近期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