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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二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官员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的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御极二十多年，除了亲政初期意气风发过一阵外，越到后来，嘉庆就越深陷无奈、愁闷、苦恼之中。他自以为稳妥的“守成之法”，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大清帝国慢慢恢复元气，重现荣光，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不可收拾。在他统治的后期，令他尴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泪的事，不止一件。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黄昏，皇帝正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昨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全歼起义教徒。

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势的一个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层次问题的不断恶化：人口压力没有丝毫减轻，流民越来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横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静空天主、老佛门、一炷香、红阳教、清茶教、大乘法门等教门，接踵而出，目不暇给。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一直到去世前三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嘉庆二十年（1815年），礼亲王昭琏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琏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礼亲王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琏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庆二十四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残旧了，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