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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的技术与进取心以及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激励起来。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欧洲贸易将会获益，世界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联合起来。”

这种进步主义神话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准备了思想武器。德昆西在《1840年中英鸦片问题》中为鸦片战争所作的辩护是一种极为典型的说辞，他说，国家冲突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那只是在文明国家之间。而中国是个邪恶的、半野蛮的东方帝国，不用武力征服，就无法使顽固僵化的中国人开化。他强词夺理地说：“（鸦片战争）标志着文明推进的进程，知识与科学之光将穿透阴霾，照亮地球上这片最暗的地方。”

持有这种观点的当然并非德昆西一人。卫三畏也说，中国人的顽固态度除了武力之外无法打破。中国人“在同外国人的一切来往中，保持着一种傲慢的、不公平的和轻视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外国人除掉从中国海岸撤退或者屈服外，别无其他办法，而这种屈服是那些稍有独立地位的人所无法忍受的”。“这种妄自尊大的想法，以及对于这种想法确实自以为是的印象，是他们周围的一道高墙。这道高墙比北京以北的万里长城还要高些。武力似乎是这道障壁的唯一有效的摧毁者。”“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战争（鸦片战争）可以说是必要的，它迫使中国政府以平等地位来对待西方国家。”（《外国资产阶级是怎么看待中国历史的》）

而丹涅特则直接认为，正是乾隆皇帝强迫马戛尔尼叩头导致了后来的鸦片战争：“战争的原因是叩头！——是中国妄自尊大的主张：它不要在相互平等的条件上，而要在君臣之间那种侮辱和卑贱的形式上维持和其余人类的商业交往。”（《外国资产阶级是怎么看待中国历史的》）

这当然是强盗逻辑。事实上，教训中国的声音之所以如此响亮，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马戛尔尼对欧洲报告说，以武力教训中国轻而易举。

对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准备，而且还在武力炫耀方面连篇累牍地做了多次指示。皇帝通告各地军方，凡英国人经过之处，都要全副武装，列队迎接，向英国人展示天朝强大的武力，让他们开开眼，对天朝的强大有所敬畏。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即英国人到来前半年，皇帝指示各省长官：“著传谕各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进口时，务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仗精淬。”

在皇帝的设想里，一连串的军事检阅一定会向英国人证明中国军队的军纪严明，装备良好，操练有素。大清军队在乾隆漫长的统治期间取得了无数辉煌的胜利，这样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会让英国人肃然起敬的。各地官员十分深入地理解领会了皇帝的指示，英国人每到一地，他们都派出最好的军队，进行列队迎接。那么，他们给英国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

抵达天津后，英国人发现在城外迎接的不止有直隶总督，还有一队中国士兵。他们有弓箭手、火绳枪火和大刀手。他们一个个挺胸叠肚，全力展示东方人的武勇。然而副使斯当东却注意到了士兵手中的扇子：“有几个士兵的手里除了武器之外，还拿着扇子……列队兵士手里拿着扇子，是一个奇怪现象。”中国军队的分列式表演没有使英国人感到敬畏，他们发现，世界已经进入火器时代，而中国军队仍然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而其战阵战法和精神面貌，则停留于中世纪。

巴罗这样描绘他见到的中国军队：

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队出来迎接英国特使。如果天暖，他们手中操练的会是蒲扇而不是火枪。在另一些地方，我们看到士兵单列成队，非常自如地双膝跪地迎接特使，在他们的长官下令起立之前，他们都保持这种姿势。如果我们的到访是出其不意，他们总是一片慌乱，匆忙从营房中拿出节日礼服。他们穿上这些服装后，与其说像战场武士还不如说是跑龙套的演员。他们的绣花背心，缎面靴子和蒲扇看起来笨拙不堪又女气十足，与军人气质格格不入。

对于中国的武备，英国人极为轻蔑：

他们的大炮为数很少，仅有的几门炮都破旧不堪。我都怀疑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来的，因为那些火绳枪便是。

这种军事展示在英国人眼里成了一个笑话。回到英国后，马戛尔尼的话迅速传遍了世界：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