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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纳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历程。汉语俗语“洗脑”一词的含义在其他地方只见于古代宗教斗争中，其独特之处在于更为全面严谨的组织结构。心理学家能够说明剥夺人身自由、长期不得安全的环境、紧张再加上过度疲惫和反复灌输教条怎样会使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为了逃避这种压力，许多人只好服从权威。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干部来源的学生阶层而言，这种思想感情的改变是在作为新教育体制一部分的大型革命大学中完成的。

这类教育中心一般拥有喇X　幻名左右的学员，可以被分成一两百人的班级，并再细分为6　到10　人的学习小组。为期6　个月的典型思想改造课程往往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是自由讨论，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自由发表意见。在这个阶段学员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共同讨沦之后自由交换意见，从而在“思想动员”中公开自己的想法。

第二个阶段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加强，个人开始感到压力而惟恐被改造运动拒之门外。学员不仅仅抽象地抨击社会的丑恶思想，努力挖掘自己身上的缺点并全力加以纠正。他可以进行自我批评，也可以接受其他学员的斗争，身上任何程度的主观主义、客观主义、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都在斗争之列。各参加者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面对斗争时都无能为力。很快他就会因为感到羞耻而低头认罪。这时他已经可以通过认罪悔过和自我批判来接受心理净化了。

第三阶段是服从和新生。一旦学员的思想检查或悔过书得到通过，他会觉得受到净化而成为一个新人。他受到的教育使他感到，本性给他造成了强大的情感压力而只有服从党的权威，他才能从这种白造的紧张情绪中得到解脱。他必须依靠党。党的目标不仅要控制受过训练的积极分子，它更要改变这些人的奋斗目标和思想观念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质量。他们不再听命于家庭和父辈，党和革命取代了二者的地位。

至于老一辈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西方归来的留学生，他们思想已经定型，批评、自我批评和悔过并未能彻底改造他们。当北京的教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影响时，实际上的效果与其说是改变了这些个人的思想，不如说是让大众看到他们站到了新制度一边。这样，一个本来可以代表西力一非共产主义影响的阶层保持了中立。

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集权主义传统也可以用来为现代服务、中闰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理沦联系实际列宁认为理论必须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样不但能够认识世界而目＿可以改造世界。或者按照毛泽东的话讲，就是：“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儒家学者特别是王阳明，曾抨击过知行二元论，认为正人君子应当用合乎道义的行为去体现他的道德观点。濡家的修身即指知在行中得到实现，而行则有助于知的深化，

然而儒家的修身并不是一种群体活动，它强调的是人性有在道德上得到改善的可能。这种中国古代思想认为通过适当的道德教化，可以把人塑造为更为人世的个体。其实个人的修身和群体的自我批评有相当大的区别，但两者也不乏一些共同之处。延安整风运动术语“古为今用”取得了类似于儒家教化的权威。根据刘少奇的观点，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必须用“自我修养”来要求自己，学会“反省自身”以服从党的领导，更为灵活有效地为党＿〔　作。这样，原先的儒家思想灌输个人对家族、父辈和皇帝的忠诚，毛泽东思想则把忠诚的对象换成了人民、党和领袖。当时学习、引用儒家经典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思想改造主要在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进行，这些人日后成了国家的精英和政府的智囊。在农村的农民群众中间，最显著的社会变革是给每人划分阶级成分以及建立由干部与革命积极分子组成的新领导层。由于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的权威，这一地方管理阶层取代了以前士绅阶层的地位。但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变革与城市相比仍是慢了一步。

朝鲜战争和苏联援助

早在1949　年毛泽东就宣称他的政策是“一边倒”和“反对金融帝国主义”的。此后，他在莫斯科经过九个星期的艰苦谈判，于1950　年2　月和斯大林签署了为期30　年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但是北京政府似乎并不希望卷人朝鲜半岛的冲突。相反，中国共产党倒是可能有过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台湾的想法。但由于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制止台湾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可能采取的渡海入侵行动，这一想法遂成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