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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同时期的美国一样，19　世纪60年代晚期的中国也面临着重建家园的巨大任务。太平天国等几场起义不仅比美国的南北内战波及的地域要广，时间也持续得更久，但中国却无现代化的工业力量来抚平战后的创痍。战后的中国，生产资料的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像西北的灌溉工程与华中的桑田（这对丝织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生活饥寒交迫。这些问题主要都是靠了普通百姓的咬牙苦干来解决的二在政府鼓励下，由地方缙绅牵头，“以工代贩”输送发放贩济、舍粥、收容孤儿难民以及修建公共设施等等。政府则主要提供道德训诫与指导，减租降税，有时亦组织移民并提供作物种子与工具。总体说来，这些措施主要是面向地主阶级而非农民，前者减轻了赋税负担，但农民的地租仍须照交不误。

19　世纪50　年代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国库收入很快耗费一空，同时也失去了几个富庶省份的钱粮收人。清廷为了补贴财用，大肆卖官弩爵并发行铁钱纸币，结果官场人满为患，市场物价飞涨。清廷曾于1712　年宣布“永不加赋”，是以政府无法更改祖制以济一时之需，其财政状况亦因此而元气大伤。

为了应付这一财政危机，江苏省于1853　年实行厘金制，变相向商家抽捐。“厘金”捐有3　大特点：首先，数量不大（多为1　/　100　）　，易于征收；其次，它是向日用必需品抽收税款，类似转口税或销售税；第三，这项制度由各省缙绅帮办。这项制度于1857　年又获准在全国推广施行，由婿绅与官府劝输厘金以支付军晌，但平乱之后，清政府仍然实行这项制度并且一直沿用至民国。

1850　年之前的清朝财政收人主要来自农业，但到了19　世纪末，商业财政收入已是1850　年全国总收人的两倍有余。厘金曾是这笔收人的主体部分，但年度海关收人在19　世纪60　年代增至约700　万两白银，并且在此之后与年俱增二这笔钱中即包括鸦片进口税的收入。此时清廷已无法依靠以往大一统农业官僚国家的老一套做法来管理财政了。厘金制与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的兴起，导致了地方主义的抬头，儒家刻意维护的大一统格局已是明日黄花。

“中兴”时期的哲学及其代表人物

西方思想在这场所谓的“中兴”中所起的作用无足轻重。相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巨”维护的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强调以儒学经世致用，其荤荤大端，即：中国社会的和谐秩序有赖于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每个人应遵守“礼”法；身居高位者应以德服人；刑罚只是教化的辅助手段等等二他们的哲学是，做乱者必须加以严惩（如改造或肉体消灭），但平叛之后则需公正廉明地实行仁政。只要天下太平，国家自然会富强起来。这种思想具有强烈的精英政治色彩与等级观念，与现代的平等思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　，他们认为发展经济重在“节流”而非“开源”，强调有效利用资源与税收而不是增加赋税或发展生产。静态的和谐，而非动态的发展，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形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观念，其实也正是传统的“循环往复”或曰“通变”的思想二这是一种保守的改革做法，它一方面强调发展农业是“民生”大计，一方面又提倡选拔“人才”为治国之本。

19　世纪60　年代，中国满汉统治阶级在利益和观念等方‘面渐趋一致，因为双方都致力于维护旧有的传统制度。直到1850　年，京官中约有一半为满人，另外各地总督的2　乃及各省巡抚的1　/　3　亦均为满人、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新提拔仁来的人才几乎全为汉人。）他们以前一直充任下僚，此时相继成为各省的总督与巡抚。同时，到了19　世纪60　年代，满洲祖地也不再禁止汉人迁进，八旗部队战斗力下降，满语几乎废止不用，满汉不得通婚的禁忌也被打破了，满清政权与汉族统治阶级儿乎合二为一，直到19　世纪末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满洲政权才被作为“挞虏”而大受抨击。至于现代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汉族“中兴名臣”“卖身求荣”，不过是用今天的民族主义立场来强求古人罢了。

发掘“中兴”人才的第一步是恢复开科取土，重建书院并刊印经书等钦定书籍。科考题目往往联系实际，如询问考生如何带兵等等，这正体现了“经世”学派讲求实际的精神。实行科考就必须限制捐买功名的做法。捐纳功名可以解决一时财源不足的燃眉之急，也可以将一批富有但学识不足的人收罗进统治阶级队伍，但同时也不影响“正途”出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