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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重新订票。这种能力掌握在电脑手中，而不是售票人员手中。

艾尔斯先生预计，日常决策将变得越来越自动化，人的判断的作用将局限于为计算式提供信息。自动化决策不久将目睹其他职业经理、放贷员等职发生的变化：他们曾经收入优厚、职责重大，现在只是呼叫中心的接线员，重复电脑提示的句子，报酬很低。

“但统计分析无论取得了多少次成功，仍然会受到大量怀疑甚至仇恨。艾尔斯说，这是因为统计威胁到了各领域内的专家们的饭碗。但即使对很多非既得利益者来说，依赖冷冰冰的、冷酷无情的数字而非人的本能显得没有生气。艾尔斯想通过展示直觉是多么容易出错来消除人们的怀疑。”

他借用了一个包含10个问题的心理测验，问题包括马丁？路德？金去世时的年龄（39岁）、一架空的波音747有多重（18万公斤）。回答问题的人只需给出一个他90％相信是正确的范围。如果这10道题你估计的范围都涵盖了正确答案，说明你不够自信。因为要想给出包含正确答案的范围，只要把估计的范围说得特别大就行了，比如马丁？路德？金遇刺时肯定是在1岁到200岁之间。但几乎每个人做答时都太自信了，忍不住把范围限定得很小。人们总以为他们比实际知道得多。一般人能答对3到6道，只有不到1％的人给出了9到10个包含正确答案的数字范围，99％的人都太自信了。艾尔斯想借此说明人们都太相信自己的直觉了。阿申费尔特用数据推算后说1986年波尔多葡萄酒的质量会很一般，而帕克依赖他的专业技能预测说那年的酒会特别好。结果阿申费尔特的预测是准确的。但统计数字总是要由人去分析和使用的，应该无法全面取代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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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是否存在？

“9？11”到底是一起事件还是两起？可以说它是一起，因为它们毁于本？拉登的同一个计划，相距不远的双塔被撞击的时间只相隔数分钟。但也可以说是两起：南塔和北塔之间相隔一定的空间，是两座不同的玻璃和钢筋组合体，在不同的时间遭到撞击并倒塌。一起还是两起，这并不是类似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那样的问题，不同答案之间有35亿美元的差距。因为按照世贸大厦保险合同的规定，遭一起破坏性事件赔偿35亿美元，两起赔偿70亿美元。结果双方打起了官司，保险公司的律师说是一起——发生的是一场恐怖袭击。世贸大厦租户的律师说是两起——发生了两次倒塌。庭审时法官们对“事件”一词的含义发生了争议，官司打了近6年，最终协议是保险公司在赔偿了23亿美元的基础上又赔了20亿美元。这是斯蒂芬？平克在他的新书第一章讲的故事，意在说明语言学研究并不是一门象牙塔中的学问，它跟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息息相关。

再来看语言和政治的关系：由于我们的头脑非常灵活，使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描述同一个复杂事件。堕胎是妇女控制她自己的身体还是终止一个人的生命？在伊拉克的作为是解放一个国家还是侵略一个国家？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词语问题。

53岁的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时代》周刊评出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100个人之一：“他能清晰、潇洒、幽默地传达复杂的思想，这是他的书成为畅销书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书在学术界激起的浪潮，他站在知识界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的最前沿。”

60年代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认为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后天教育比先天更重要，这样教育才有改变、塑造人的可能。但1975年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一书挑战后天论，他声称人类天生好战，男性倾向凌驾于女性之上等等。平克发展了乔姆斯基的天生语法理论，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本性。比如我们习惯于以空间的方式表达时间（“把会议往后推一个小时”）。但进化的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人具有创造性，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修正我们的认知模式。关于决定论，他常提起的是他决定不能不假思索地做自己基因的奴仆，而是选择不要小孩，说明人还是能克服自私的想繁殖自己的基因的。

在新著《思想的材料》（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中，平克说，通过研究语言可以了解思维的运作机制，就像研究微粒运动可以了解物理学定律。他的结论是，我们的一些内在倾向会妨碍对问题的讨论。比如我们倾向于对物体做整体化的思考，“货车要么是满满的，要么就是空荡荡，它会影响人们对公共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