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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尚书，是官职，不是书，回答完毕！”

美女很是无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还有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司马光不客气了，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说俨然就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白头偕老的翻版。唯独一人笑道：“可惜司马光不会弹琴，只会鳖厮踢！”

张夫人终身未育，司马光就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司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为命。洛阳的灯会享誉天下，逢元宵节，张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说：“家里也点灯，何必出去看？”

张夫人说：“不止是看灯，也随便看看游人。”

司马光一笑，说：“看人？怪了，难道我是鬼吗！”

司马光自己不纳妾，不留恋声色，对同事私通歌妓也很反感。他在出任定武从事时，同僚但凡私幸营妓，都得搞“地下工作”，偷偷摸摸地进行。一次，他听说有同僚在寺庙私会歌妓，就前去“捉奸”。同僚吓得六神无主，叮嘱歌妓越墙逃走。歌妓胆小，不肯跳墙，就匆匆忙忙地钻进和尚的床里。同僚见了司马光，终是害怕，只好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实情。司马光摇头叹气，做了一首诗来调侃同僚：

“年去年来来去忙，蹔偷闲卧老僧床。

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

司马光对朋友也是有情有义。他担任并州通判时，亲见西夏人入侵，扰乱治安，便向上司庞籍建议说：“何不修筑城堡阻止西夏？”庞籍听从了，派郭恩前去办理。可惜郭恩行事不密，在带领部队过河时，被西夏人伺机消灭，庞籍也因此被罢官。司马光极为过意不去，多次上书自责，并在庞籍死后，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籍的儿子长大。

司马光是真正的诚实人。他曾让人仆人卖马，叮嘱仆人说：“这马夏月有肺病，一定要对买者说明。”他有一个老仆，一直称呼他为“君实秀才”。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的称呼，不禁好笑，戏谑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经是宰相亦，大家都称为‘君实相公’！”

老仆大吃一惊，以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君实相公”，并高兴地说：“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

司马光跌足长叹：“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坏了。”

如此司马光，一生为官居家，人品皆无可挑剔，即使政治对手王安石也心悦诚服。《三朝名臣言行录》对他溢美之词，毫不吝啬，曰：“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乎！博学无所不通。”

他在当时民间的威望更高。世人在谈到司马光时，都说“君实乃真正的脚踏实地人也。”崇宁初年，蔡京、蔡卞专权，借口复辟“王安石变法”，将当时反对变法的人士都列入“元祐奸党籍”，司马光名列榜首，宋徽宗亲自上书，召集工匠在全国各地刻石立碑。在长安，参与刻石的工匠常安民说：“我是愚蠢无知的小民，不懂得朝廷立碑的重大意义。但名单上的那些人，如司马相公之类，天下老百姓都说是忠良正直之人，而你们今天竟说是奸邪，我实在不忍心刻字！”

官吏大怒，喝斥他必须刻石，否则就是对抗圣上，死罪难逃！

常安民哭了，请求说：“既如此，我就刻吧！但请求不要把我的名字刻上碑上，以免后人以为我是罪人！”

在“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旋涡中，司马光也不可避免地卷了进去。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友谊和交恶、王安石变法的是是非非，自然是一言难尽。

司马光为何成了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拗相公”？这可能与他看到了变法的一些弊端有关，也与他保守耿介的性格有关。一则小故事足以说明他的性格为人。

嘉祐七年，仁宗赵祯率后妃、百官驾御宣德门看戏，看到半裸的女相扑士们闪亮登场、激情表演时，众人大乐，惟独司马光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司马光愤然不已，立即挥笔上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旁侍，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

但是，这篇强烈呼吁严禁女子相扑的奏章，一旦送到仁宗皇帝那里，就象他那些反对变法的奏章到了神宗那里一样，仅仅“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