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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群体当时所处的社会状态，十年改革对于这一代人的意义太特殊了。

老三届们作为一个群体，正是在拨乱反正的改革初期，完成了他们从农村回到城市的漫长之旅。无可置疑，多数老三届们是抱着追随真理的虔诚上路的，改天换地也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好，总之他们当初是挺起未发育成熟的胸脯，过早地以幼稚的心灵背负起社会加在他们身上的沉重十字架。十年后，当他们通过种种途径回到城市时，却发现他们的故乡……城市，并不欢迎他们。

他们曾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众多的社会性问题，以至于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不得不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名词。譬如“知青”、“插队”；譬如“扎根”、“返城”；譬如“病退”、“困退”等等。回城后，他们立即成为了一批“多余的人”。这种多余感首先来自家庭。在拥挤不堪的居住条件下，他们的插足无疑立马缩小了人均居住面积，生存空间骤然紧张了。其次，知青返城给就业造成极大困难，“待业青年”这个名词在中国首次出现了。多数缺乏门路的人三年五年地“待”了下去，只好去做各种各样的临时工以糊口。再次，随着这代人回城造成的众多感情和婚姻纠葛，使得“大龄未婚男女”一度成为社会问题。另一个相关的新名词也随之浮出水面，那就是“第三者”。还有，在他们与父母不仅在传统的“信仰”上，甚至在对话上，也似乎出现了困难。所谓的“代沟”，成为这代人返城的又一时髦用语。如此等等，使得很多人对这些当年的祖国花朵、共产主义接班人、尔后毛主席的红卫兵们失望了，预期他们将成为“垮掉的一代”。这代人如果真是整体堕落，的确，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想象了。事实上，把这代人整体遭受的历史挫折看成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也就太低估了知青们。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论“老三届”那代人（4）

他们以将近30岁的年龄开始学徒，以徒工的工资来养家糊口，他们还要忍受着社会甚至弟妹的白眼，一切从头做起。一位上海知青曾这样说道：“苦难和坎坷携走了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岁月，但它使我们有了生存和应世的能力；从人生历史上我们失去了得以发展的最佳生长段，但逐步适应环境，并能把握自我的意念却站立起来；我们曾被遗忘，但总是在顽强地寻求和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们曾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却又不可遏制地获得了复苏与再生。”的确，自从当年短暂的红卫兵运动之后就几乎再没有遇到过顺境的“老三届”们，每一步都是要付出格外的努力。靠着他们十年磨出的一剑，即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很快就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熟悉了环境，开始了新的奋斗。

返城后的老三届们相对于社会的其他群体，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极度的动荡中。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当时的写照。试想，如果没有改革，这么一大批人怎么可能被城市平和地容纳？在社会财富的基数和利益关系的结构等不改变的前提下，老三届们实际上就无法真正在城市站住脚。他们如果要求对社会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来使自己重新进入城市生活，显而易见是不可能被社会接受的。而此时启动的改革恰恰提供了通过增加新的利益渠道来满足这种要求的空间。正是这种背景下，这代人立即融入了“十年改革”，他们的命运也就更加贴近改革，也必然以改革为其归宿。

通过改革，老三届们接着又创造出众多的共和国第一：中国第一批市场经济下的个体工商业者诞生了，他们在政策和市场的夹缝中求得了生存，并演化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他们中的幸运者从近2000万的考生中拼杀出来，成为恢复高考后1977年、1978年、1979年新三级大学生和研究生中的主要成分。他们中产生了建国后第一批取得世界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的知名专家；产生了承担着中国文化、教育、科研事业脊梁作用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建国后第一个批量级的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官员和管理者阶层；他们中还诞生了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名导演、名记者等等，可谓群星璀璨，不一而足。这些成功光环的背后，是以绝大多数同代人为巨大分母而实现的。而且还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分母之大远远超过上下两代人。

这样的一种现实，将这代人整体与改革开放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他们的共同思想体验，表现在作为一代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升华

每一代人的成长、成熟、融入社会，就是“代”的社会化过程，或者说是“代”的“成人礼”。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