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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多多少少看出了一些苗头，多多少少放心了。看起来自己真是急糊涂了，还在这里呼天抢地地问自己的女儿，让女儿怎么开得了这个口呢。当然要送中堡镇。翠珍哪，你的前世是怎么修的？生出了这样的一个儿子来。你死了一次男将，却得到了这样一个儿子，这是佛祖可怜你了。翠珍哪，别怪我老脸皮厚，改天我到你的面前去，我给你跪下，我给你磕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由着他们吧。你发发慈悲，由着他们，啊？

上了船兴隆才想起来，生理盐水和葡萄糖都忘了带了，一路上要用的。红旗很积极，抢先说：“我去！”兴隆就让他去了。红旗笨手笨脚，用他的上衣把生理盐水和葡萄糖裹在怀里，跌跌撞撞回到了船上。要是细说起来，生理盐水和葡萄糖都不是药，没什么用。但是，对于服毒的人来说，意义可就大了。毕竟是十来里的水路呢。还有一点，作为一个赤脚医生，兴隆懂得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事态重大的时候，给病人吊上水，对病人和病人周围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说，吊和不吊完全不一样了。吊瓶悬挂在那儿，给人以科学、安全、正规、有所寄托、有所展望的印象，是救死扶伤的印象。

端方和兴隆在拼了命地摇橹。红旗则歪在船舱，仰着头，望着吊瓶。吊瓶里有意思了，有气泡，一串一串的，仿佛鱼的呼吸。如果这样的气泡出现在池塘，下面必定有鱼，是鲤鱼，这一点红旗是可以肯定的，二三斤的样子。依照红旗的经验，肯定不会是鲢鱼，鲢鱼的嘴巴大，性子急，远不如鲤鱼那样安定，所以，它的气泡就不是这样。红旗的几乎已经看到那条鲤鱼了，顺着气泡往下找。他的目光经过瓶颈、滴管，最后落实到在了三丫的手臂。原来不是鱼。红旗望着三丫的手，突然想起来了，长这么大他还没有吃过药呢，还没有打过针呢，更不要说打吊瓶了。打吊瓶，这实在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不知道是怎样的福，红旗没享过。是甜的，还是酸的？是辣的，还是咸的？红旗一点把握也没有。红旗歪在中舱，想着他的狗头心思，慢慢地，在大太阳的底下睡着了。老实说，兴隆不是看在三丫的脸面上，而是却不过端方的情面才上路的。作为一个医生，他不好把话说死了，其实，有数得很，三丫不碍事的。她呕吐出来的气味在那儿呢。如果不是三丫这样折腾，这会儿他一定上床了，睡觉了。他只能指望中午的这一觉了。夜里头一分钟也别想睡。这些日子父亲的动静越闹越大、越闹越吓人了。刚刚上完了吊，头上的伤是好了，可别的动静又来了。大白天他是蔫着的，没什么事。一到了夜里，吓人了，他的精神头来了。拿着一把手电，到处照，到处找。嘴里头还念叨。天井里照一照，床底下照一照，门后面照一照，笆斗里照一照，打开站柜的门，再冲着站柜的里头照一照。而到了下半夜就更吓人了，一次又一次地起来，沿着屋顶上的屋梁，一根一根地照过去。就像电影里头日本鬼子的探照灯似的。夜深人静的，那些陈旧的木梁和椽子是不能照的，一照就有了特别的气氛，有了恐怖的迹象，不害怕也害怕了。他照什么呢？他找什么呢？也不说。

后来的情形就更坏了，不仅照，另一只手上还要拿着一把刀。这一来就杀气腾腾的了。不是老鱼叉杀气腾腾，不是的。是家里头有一样东西对老鱼叉杀气腾腾，他要防范，护住自己。这一来家里头就有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杀气腾腾的，躲在某一个地方，要对老鱼叉下手。这日子还怎么过呢。就说昨天夜里，好好的，老鱼叉把他的手电照到兴隆的脸上来了。多亏了兴隆眼疾手快，一把夺过了老鱼叉的手电，反过来照亮了老鱼叉。老鱼叉受到了意外的惊吓，直哆嗦，手一软，菜刀掉在了地砖上。深更半夜的，突如其来的，菜刀在地上颠了四五下，你说吓人不吓人？老鱼叉的脸在手电筒的照耀下变得无比地狰狞，僵在那儿，悬浮在半空。两边的腮帮子也凹陷下去了，眼角的皱纹纤毫毕现，几乎就是一个刚刚从地窖里钻出来的魔鬼，而瞳孔里的光早已经开了叉，蓝幽幽的，发出又畏惧、又凶恶的光。因为畏惧和凶恶，炯炯有神。真是又可怕，又可怜。老鱼叉嗫嚅着下嘴唇，问兴隆：“你是谁？”兴隆跨上去一步，踩着菜刀，把手电筒反过来了，照亮了自己的脸庞，说：“爸，我是兴隆，兴隆啊。”老鱼叉定定地望着他的亲儿子，下巴一会儿转到左边去，一会儿又转到右边去，认出来了，是兴隆，是他亲生的儿子。老鱼叉一把抓住了兴隆的胳膊，说：“兴隆，家里藏着人！家里头有人哪！——赶快抓住他，把他劈了！！”老鱼叉的话把兴隆弄得寒毛直竖，却不敢乱，只能加倍地镇定，说：“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