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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南湖省的工作刚告一段落，安在涛又临危受命被派去东北，头衔仍然是“国务院工作组组长”。事实上，“组长”是安在涛除“局长”之外最常用的头衔，这或许也是安在涛最不想要的头衔——每当他变成“组长”时，也往往意味着一起矿难事故的产生和一段焦心的旅程。

2008年4月份，《经济日报》在头版刊发了这样一篇文章：《安在涛——痛并奋斗着》

“安在涛大概是２００7年以来全国骂人最多的官员。就像他那些言犹在耳的‘狠话’，他那张冷峻的面孔也让人过目不忘。2007年9月临危受命以来，这位国家煤监局局长目睹了整个国家近一年来此起彼伏的矿难，因此在这张面孔上面，公众可以看到痛苦、愤怒和疲惫与日俱增。”

“在以前担任东山省房山市市委书记的时候，安在涛的风格并非如此，那时采访过他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雪莉说他看起来心态平和，高大英俊，气度儒雅。这种变化是因为他得一次又一次直面血淋淋的矿难，频密的矿难与安全事故使他的心灵与精神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央视主持人雪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有专家认为，我们的安全监察体制历来纵横交错、条块分割。在煤炭行业，实行的是垂直监管，非煤炭行业的安全监管则以地方政府管理为主。以煤炭行业为例，如果全国的煤矿安检要像美国那样一年进矿山检查４次，安检人员的配置起码要增加３０倍。”

“这种弱势局面造成了安监部门理不直、气不壮、腰不硬、刀不快的情况，经常是停产整顿指令下了，封条也贴了，但缺乏强有力的制裁手段和后续措施。安在涛在处理一起矿难时向记者感叹道，‘我们安全监管单位没有枪没有炮，只有一把冲锋号’。正因为这样，这个壮志不已又疲于奔命的国家煤监局局长，滋味复杂地告诉央视主持人雪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半夜来电话一般没什么好事情。”

“在安在涛履新的这大半年中，他除了四处奔走做救火队长，怒斥不良矿主和官员，他还在设计着一些更为长远的治本的规划。他上任后推开的大事之一，就是要把每个矿工的死亡赔偿金提高到3０万以上，这一措施已经逐渐开始在一些矿难中实施。他期望通过这种处罚，可以使矿主们宁可拿出钱去预防安全隐患。”

“一个更大举动是试图以2年时间还掉几十年来的安全欠账……还建议修改刑法、安全生产法、煤炭法中有关事故罚款的条款，以加大对发生事故的煤炭企业和相关责任人的惩罚力度；他同时建议国家应当重视煤炭行业的人才培养。”

……

……

5月11日，为了确保奥运会平安举行，营造“和谐有序”的舆论氛围，在国务院领导的指示下，安在涛代表国家安监总局和煤监局主持召开了全国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和深入体制改革会议。

会上，安在涛慢慢抓过话筒，眼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一群分管煤矿安全的地市级官员，眼中的某种愤怒和无力神采同时闪烁着。这个时候，他的心情非常沉重；而同时，他也颇有几分如释重负的感觉。

这个救火队长，他当不了多久了，奥运会后，他将卸任国家煤监局局长，中央另有任命。这一方面是他暗中“运作”的结果，也是中央干部调整的结果。这也是他踏入官场以来，头一次主动地向组织上“提要求”换岗位。这个救火队长让他痛苦不堪，体力上身体上的奔波煎熬上不足挂齿，心灵上的折腾他越来越不堪其重。

而奥运会前后，为了维护国家形象，各地纵然发生矿难也会低调处理，安在涛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

“同志们，煤矿安全的重要性，我觉得不需要再讲、再强调了。安全重于泰山，矿工生命重于泰山，这些口号我们天天讲年年讲，从墙上到嘴上……但是矿难还是此起彼伏。”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国家煤监局局长干的真是窝囊。大概，在这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出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频发矿难了，摁下葫芦起来瓢，东边救火完了西边就下暴雨，从去年9月份以来，我疲于奔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去过了几十个产煤地区。”

“为什么？我请大家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摸着自己的良心好好问问自己。”

“人死了，不是几十、几百的统计数字。数字是冰冷的，可是这些人也是有家庭、有父母的，我们做工作多想想这些家庭吧……安全生产工作主要靠基层，不能单靠我这个局长，单靠煤监局，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