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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部门仍由两三家公司把持，这些公司多半是典型的地方企业或者和地方利益紧密联系的企业。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受到明显制约。中小企业取得很大成功的故事寥寥无几。智利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并实现了现代化，但是社会和结构性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像那位木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样的精英就乐于接受这样的现状。在很多方面，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有其历史渊源，不平等现象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不仅是在智利，而且在整个拉丁美洲都有这类问题。那些本可以促进平等的重要资源却主要为精英们所有，因此这些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如教育，只被少数人享有，因而导致不平等更加恶化。

但是，在和智利一些很有影响的商业领袖讨论时，只要谈起分配不平等这些历史性问题，大多数人都爱用芝加哥帮的观点作答。海运巨头、南美船运公司的老板和智利最有名的葡萄园圣丽塔的主人里卡多？克拉罗在皮诺切特执政时期支持正统的经济改革。他才智过人，热情好学，处世练达，在国际精英圈子里非常活跃，在国外非常有名气。但是，从他和智利商界的许多人的谈话中可以发现，不管是直接的还是暗示的，都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经济药方中特别提炼的版本：“把它交给市场。要耐心。减少那些创造就业职位的人的税收。”他们坚信25年前提出的滴漏原理，甚至无视层出不穷的反面例子。正如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写的，滴漏理论“无论是从经济学理论或者实际案例的角度来看，都无法立足”。

历史的教训：精英的起落

从瓦纳克斯 们到强盗大亨：精英们的兴衰

每一个时代都有精英，在精英兴衰的历史中，除了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一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之外，至少还有以下三大主题在重复发生。

大规模的历史剧变，包括战争、技术变革、社会革命，会推动社会的统治结构和价值观的变化。希罗多德②说：“战争是万物之父。”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什么现象能像战争那样，使精英结构产生变化，虽然在重大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也可能伴随着战争，也产生了精英结构的变化。因为发动战争不单是为了改换统治秩序。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剧变所造成的变化完全出乎预期，在意料之外。比如，在古希腊，军事创新意外地让重装步兵，一个新的农民战士阶层崛起，他们开始要求更大的权力。当他们的叛乱失败时，他们就支持颠覆旧秩序的专制统治者。在中国，明朝晚期的皇帝不能保护他们的子民免受来自北方的骚乱和袭击，结果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灭和满清家族统治下的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的崛起。与此相似，美国内战则是国内传统农业和先进工业之间内部斗争的结果，内战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推翻了奴隶制，开创了欣欣向荣的工业时代，原先分散的州经济体被新的全国性经济模式取代，商业领导阶层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地发财致富。

有限的或脆弱的体制规范引发了政治和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历史提出的难题之一是：能激发创造性和创业精神的条件也能招致胡作非为、不平等、不公平，最终引发社会动荡。然而，强加了太多规则来维持秩序的社会将扼杀创造性。比如，最强大的希腊城邦斯巴达由于整个社会实行军事化管理，导致异议和创造性均被打压。斯巴达千方百计控制奴隶的人口数量，使其难以适应地中海东部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只能眼睁睁看着马其顿国王腓力统一了希腊。中国在15世纪初就在勘探和开发领域取得世界领先的成就，但是，由于民族主义和认为本国从外面的世界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思想，中国限制国人开展海上航行和对外贸易，导致国力呈螺旋形地下滑。与此同时，一些很有实力的大国却没有受到类似的限制，国力蒸蒸日上，在日后与明朝的争夺中，这些国家占据了优势地位。内战后的美国，华盛顿政府很少管制快速发展的工业，尽管一团乱麻似的州立条例常常造成混乱。但有的家族，如范德比尔特家族和卡内基家族，以此为机会而不是阻碍，抓住了时机。亨利？基辛格用来描述自己钦佩的政治家的话同样也适用于这些企业家：“有从混乱的局势中认清本质的力量，能从中找到开创新局面的资源。”

精英们的手伸得过长，会引起其他阶层的反感，通常会由另一群精英打着“代表广大人民”的旗号群起攻之。精英们在不断地积聚权力的过程中，常会走得太远，激发竞争对手挑战他们的权威或者激起大众的不满情绪。这样一来，精英们必须作出让步，以便重新取得合法性，恢复权力均势，保持昌盛。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