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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年秋天，家父、家母暂时寄居在台北县竹林市一位王姓的山东籍“国大代表”的家中，正愁闷无绪，忽然有访客自台北市来，听口音是济宁州人士，照面接谈之下，家父只觉那一张麻子脸似曾相识，那人却趋步上前紧紧握住家父的手，道：“久违了！张科长。”

王代表随即为家父介绍了——原来此人正是与家父同舰来台的李绶武。三人一旦落座，李绶武反而和家父热络地攀谈起来，闻知家父赋闲无事，便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有个抄写员的空缺，可以先去占了，再循公务人员考试途径取得资格，日后叙薪升等，都有制度可依。王代表听了，也在一旁劝说，直称家父年富力强，学养亦佳，该替国家社会多尽些心。家父这才猜出：李绶武并非突然造访，恐怕还是王代表居间安排，才有此一晤的。未料这一晤，三个人谈得十分投契，同吃了晚饭还不尽兴，又一径围坐闲聊，直到夜半。这一席长谈，家父才对渡海之行的首尾有了些轮廓的了解。

原来早在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号，共产党华东野战军的九个纵队打下了国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指挥中心——陈官庄，生擒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邱清泉则饮弹自戕，徐蚌会战结束。“老头子”情知华中地区再无可恃之地，而华北平津一带又已于前月失陷。万里江山，寖失其半，眼下若非向海外觅一栖枝，便只能依恃长江天险、勉为抵拒。为了保存经济实力，“老头子”遂下令其子——人称“太子爷”者——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二人共同负责，将央行所贮存的黄金、白银全数移运至台湾、厦门两地。

不料到了一月底，最高当局又下了道密令，说是上海方面也有一批黄金必须紧急交运到厦门。此事外间无有与闻者，却是由国防部保密局的毛庆祥直接指挥。毛庆祥原本是“老头子”的贴身机要——此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把揽下了这个任务，还以为可以大大地表现一番。及至细细将密令读了，才知道贮存在上海的黄金有二十万之多，贮存的地方叫黄泥塘，位于苏州河北岸。毛庆祥亲自跑了一趟黄泥塘，只找着一间长宽各约八尺有余的破板屋，门上贴着“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封条。从门缝往里望进去，但见萧然四壁，其内竟空空如也。

好在这“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是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毛庆祥回到局里一查案底，找着负责相这“新社会”往来的专员徐亮，出示了“老头子”的密令，徐亮一见密令却为难起来，告以：这黄泥塘早在几十年前是块流沙地，光绪年间曾经起过一幢楼，旋即塌了。日后为哥老会徒众寻着旧址，在民国二十年左右重新整顿修葺，盖成一座地窖式的库房。至于其中贮放的是什么物事，旁人却无从知晓。如今密令忒急，要将地底下这二十万两黄金于一夕之间掘出、清点以及移运到安全的所在，且不说须动用多少人力了，就算有那么些可用的人力，又怎么能叫众人守口如瓶、俾不外泄呢？

毛庆祥追随“老头子”多年，知道他用人任事极易起疑，而这一趟启运黄金的任务之难也就在此——试想，筑窖藏金者倘若是哥老会徒众，那么开库移运之事便不能再托付同一方面的人物。但是二十万两黄金约莫有六七公吨之重，正因为不能委交寻常军警单位处理，才会让保密局全权负责。然则他又如何能在这兵马倥偬之际调动一大批信得过的夫役，而将数量如此庞大、价值如此贵重的一笔财物安然交运抵埠呢？此外，既然这是“老头子”私下交付的一份密差，毛庆祥便更不能去和毛人凤等大特务参详讨教了。

正踌躇无计之间，会逢当年“力行社”的老政训特务贺衷寒也奉了“老头子”密令来上海处理一桩为“太子爷打虎”善后的工作。贺衷寒一听毛庆祥碰上了这等麻烦差使，便荐了个得力的部属给他——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李绶武。

这，又要从“太子爷打虎”说起。原来在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下旬，“老头子”实施币制改革，以金圆为本位币，限期收兑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并收兑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根据这个“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原先流通的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一圆，金圆二圆折合银币一圆，美金一圆又折合金圆四圆。币制一改，就怕物价紊乱。“老头子”遂派出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三名亲信分赴上海、天津、广州，以“经济管制督导员”身份查办这三个城市之中的金融和工商界是否有哄抬物价情事。“太子爷”原本是协助俞鸿钧任事的助办，可是他身份特殊，一到上海便独揽大任，半个月之内连续扣押了几个上海闻人——其中包括一个银行界的巨子洪达展和一个纺织界的巨擘万砚方。罪名分别是非法进行场外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