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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人殊”。而出版日期则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我们误以为没有意义,却也因之而料想不到的事。
抱持着这个想法,我冒雨徐行,回到家中,再把另外那六本书从先前撕破了的包裹里一一取出,细细翻看。我赫然发现:除了《神医妙画方凤梧》书末全无出版单位、日期,而仅只印以“著者自刊”和“总经销:人文书店/地址: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的字样之外,另外五本书都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后陆续出版的,一直到一九七七年为止。其中《食德与画品》出版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出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出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七海惊雷》和《奇门遁甲术概要》分别出版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和七月。这里面有几个小小的、引人想像的关节:第一,《神医妙画方凤梧》应该是一九六五年八月以前写成的——因为著者万砚方死于是年是月。但是高阳所给我的这个本子的封底上另外有油墨打印的一行小字:“六五年十二月人文自售”。这行小字的意思非常明白:起码这个本子的《神医妙画方凤梧》一书是在作者死后三到四个月才由人文书店自售问世的。这样一行小字所标示者非徒此也——试想,总经销的单位自售其书于门市,而非经由中盘商、书店,层层辗转的系统,则表示此书应该不是一本旧书——或称“回头书”、“风渍书”——这标示乃是总经销为区别于经由正常发行管道而贩售者,它可能比较便宜,但不意味着品质不好,之所以打印言明自售,也是为了明确限制这样的书不该出现在一般书店之中。
倘若这个推测成立,则这七本书上市的先后次序不意却正是多年前我在三民书局之中浏览它们的顺序,这一点有什么意义我还不敢说。然而就在翻看这七本书出版日期的时候,我发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这七本书的总经销都是同一家:人文书店。
此外——不知是否出于我主观的附会——由于一九六七、七二和七七年这三年之间各相隔五年之久,我便不停地在想:什么事情是每隔五年发生一次的?以及什么状况之下会使得这七本书中的后四本要每隔五年才能出版其一?这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问题,可是,它也像我经常打的一个可以名之为“皮下痒”的譬喻那样,暗暗搔动着我:五年。每隔五年发生一次。五年一本书……
我于是干脆把这七本书的书名、作者、出版年月依次列了一张表,抄写在书卡上:
〖《食德与画品》 魏谊正 1965。11
《神医妙画方凤梧》 万砚方 1965。12(上市时作者已殁)
《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 汪勋如 1965。1
《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 陈秀美(疑为钱静农化名) 1967。1
《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 陶带文(即李绶武之化名) 1972。1
《七海惊雷》 飘花令主 1977。1
《奇门遁甲术概要》 赵太初 1977。7〗
之后,我又在书卡上端写了斗大的“人文书店”四字,并附上了这书店的地址: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
反复读着这张卡片,我的思绪非但不曾变得清晰,却越来越糊涂了。窗外的雨势倾江倒海似的浇注下来,天色在不知不觉间益发昏暗——而我,或许是由于一直在缓缓沉入阴暗的过程之中,是以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直到“咔”的一声,室内灯光乍亮,我才犹似惊梦乍醒一般打了个哆嗦,发现午睡刚醒的家父站在卧房和客厅之间的过道口上,他捧了杯显然已经只剩茶叶渣子的茶水,问道:“看书怎么不开灯?”
我说没有看书,在看卡片。他说有什么分别?然后迈步去给茶叶冲水。这我才忽地想到:这老人已经从“国防部”退下来好几年了,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起看报、剪贴(如果有的话)我发表在副刊上的文章,装帧成册,然后等邮差来收挂号信(如果有的话),跑邮局、存汇票,接下来的大事就是吃午饭了。饭后他会趁晴天去打个网球,趁雨天睡个午觉,阴天就抱个球拍犹豫着该打球还是睡觉。生命中已经没什么太大不了的决定——他已经完全从古人的战场上撤退下来了。
家父在冲他那杯已经冲不出多少颜色来的茶水的时刻,我随手将先前抄出的那张卡片扔在几子上,被一个念头如此打搅:我怎么还是离不开这里。而家父则十分困扰地坐下来,一面问道:“怎么有股子尿骚味儿?”
也就差不多在他抽动着鼻翅到处嗅闻的时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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