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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却深感欣慰，因为这样的结论削弱了犹太人对这座城市拥有权的合法性。然而，1993年但丘石碑的发现却证明大卫王确实存在。尽管《圣经》主要不是作为历史来书写的，但它仍是我用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历史来源。大卫城的规模和《圣经》的可信度在行文中有探讨，至于当代关于大卫城的冲突，请参见《后记》。

需要说明的是，撰写19世纪的事情时不可能忽略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的影响。赛义德是一个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后来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和世界政治领域最早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摇旗呐喊的人，他认为“欧洲中心论者对阿拉伯…伊斯兰民族及其文化有着微妙而持久的偏见”，特别是19世纪的旅行者，诸如夏多布里昂、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等，既贬低了阿拉伯文化，又为帝国主义开脱。然而，赛义德本人的作品促使他的一些追随者试图将这些西方入侵者从历史上抹去，这同样是荒谬可笑的。如上所述，这些访问者很少能看到并理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真实生活，而我致力于展示这些原住民的实际状况。然而，这本书不是一场论辩，耶路撒冷的历史学家必须展示西方浪漫主义帝国文化对这座城市的决定性影响，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中东与大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样，我也描述了英国世俗主义者和福音传道士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历程，从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到劳合·乔治、贝尔福、丘吉尔和他们的朋友魏茨曼，这些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19世纪和20世纪唯一一场最能对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命运起决定性影响的运动。

本书的主干部分结束于1967年，因为“六日战争”基本上确定了今天的形势，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后记》部分大致概括了迄今为止的政治发展，以对三大圣地典型清晨的详尽描述收尾。但形势始终在不断变化，如果我要继续详述耶路撒冷迄今为止的历史，那么这本书将无法结尾，而且不得不随时更新。最后，我试图说明耶路撒冷为何会继续成为和平协议的核心与障碍之所在。

这部作品是在广泛阅读古代与现代的一手文献，同专家、教授、考古学家、家族人物和政治家进行私人探讨并无数次拜访耶路撒冷、圣迹和考古发掘现场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作的结果。我有幸发现一些新的或很少使用的材料。我的研究带给我三方面的特殊愉悦：一是在耶路撒冷度过了许多时光；二是读了从乌萨马·本·蒙蒂、伊本·赫勒敦、爱维亚·瑟勒比和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到提尔的威廉、约瑟夫斯和T．E．劳伦斯等人的精美作品；三是和所有派别的耶路撒冷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亚美尼亚人、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成为了朋友，并在激烈的政治危机中得到这些人的充分信任与慷慨帮助。

我感到我的一生都在为书写这本书作准备。从孩提时代起，我就经常绕着耶路撒冷转来转去。因为家族的关系（正如书中所提到的），“耶路撒冷是我的家训”。不管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私人联系，我在这里只是为了讲述真实发生的历史和人们相信的历史。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一直都有两个耶路撒冷，天国的和尘世的，两个耶路撒冷都更多地受制于信仰和情感，而非理智和事实。但无论如何，耶路撒冷依然是世界的中心。

我的写作方法不可能使每个人都乐于接受——毕竟，这是耶路撒冷。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铭记劳合·乔治给他的耶路撒冷总督斯托尔斯的忠告——斯托尔斯当时正在遭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双面夹击——“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的话，你将会失去工作”。

序幕

犹太历阿布月8日，即公元70年7月下旬，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的儿子、率领大军围攻耶路撒冷达四个月之久的罗马将领提图斯，命令全军做好在黎明时分进攻犹太圣殿的准备。第二天，恰好是五百多年前巴比伦人摧毁耶路撒冷的日子。当时，提图斯统率四个军团，总共六万名罗马士兵和当地的辅助部队，决意要给这座持续抵抗且已伤痕累累的城市最后一击。在耶路撒冷城内，忍饥挨饿、苟延残喘的犹太人可能有五十万：其中一些人是宗教狂热分子，一些人是四处劫掠的强盗，但大部分是无法逃脱困境的无辜百姓。犹地亚之外住着许多犹太人——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都能发现他们的踪影。这场近乎绝望的最后抗争不仅决定了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命运，还关系到犹太教和少数犹太人信仰的基督教的未来——甚至还关乎六个世纪之后伊斯兰教的形成。

面对圣殿的高墙，罗马人修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