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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具棺木看守严密，

以免重演历史悲剧。

代表大会关于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的决定，在社会上引起了大规模捣毁斯大林纪念碑和纪念像的行动。成千上

万的城市、街道、广场、农庄和工厂纷纷易名。早在20大之后，许多斯大林纪念像就已被拆除，矗立在伏尔加一顿河运

河上的巨型斯大林青铜塑像就是在那时被拆除和熔化的，现在所有类似的纪念碑都被从底座上推倒。只是在格鲁吉亚，

斯大林的塑像和纪念碑依然保留着；一些街道还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在当地博物馆里也能看到介绍斯大林生平事迹的

展览。

官方对斯大林的严厉态度，立即在全国报刊上得到了反映。有关　30　—40年代“悲惨死去”或“遭诬陷被害身亡”

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军队将领的名字和带有此类字样的讣告，大量涌现报端；20大后获得平反的一些受害人

的往事回忆，也开启禁忌，被大量披露出来。有关集中营、流放地纪事或犯其他大忌不能公开发表的文章，则以手稿形

式发表在被称为“萨米兹达特”（意为“独立出版”）的地下出版物上。瓦。沙拉莫夫的《科累马的故事》就属于此列。

22大后“解冻”的浪潮迅速波及科学和艺术各个领域。

“解冻”原是苏联作家伊。爱伦堡一部小说的名称，以喻个人崇拜的漫长冬日已经过去，坚冰消融，思想解放的季

节业已到来。这个术语代表着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变化的特点。

4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苏联文坛流行“无冲突论”。在“无冲突论”的影响下，公式化的、概念化的、为政治

口号作图解的作品，被当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硕果。“无冲突论”的政治依据是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生产关系

和生产力完全相适应”和“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文艺创作中就要

表现好与更好之间的矛盾，否认社会上有好与不好之间的矛盾。这时，不少苏联作家感到政治空气压抑。他们想说话，

但是不敢说，也没有地方说。爱伦堡在　1948　年写成的论文《谈作家的工作》直到斯大林逝世之后，才在　1953　年　10

月号《旗帜》杂志上公开发表。之所以要在斯大林死后发表，爱伦堡解释说：“我经过了长时期的犹豫才决定发表这些

有关作家工作的意见。”“我自己问自己：提出有关作家工作问题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了呢？我认为，这个时机已经到

来了。”斯大林逝世，爱伦堡感到松了一口气，呼喊“解冻了！”实际上，这不仅是爱伦堡一个人的感受，而是苏联很

多知识分子的心声。

1953年底至　1954　年上半年，苏联的报刊开始出现一些批评性文章。例如，《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触及文学

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文章。其中，波麦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最有代表性。文章揭露了文学中“粉饰现实”的种种积

习和手法，呼吁作家拿出“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

文章尖锐地指出，多年来文学作品“凭空杜撰”，制造了种种“升平景象”：农村本来贫困不堪，小说电影中却爱

描写庄员们大摆宴席；工人食堂的情况本来很糟，可是在一些作家的笔下，虽没有摆出奶猪冻和烤全鹅，但也看不到黑

面包？？作家在文章中列举了许多这类弄虚作假、歌舞升平的现象。在过去的年代，为了树立个人崇拜的形象，美化、

粉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电台、书刊、大会小会上假话大话空话连篇，制造种种虚假现象，这已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

社会问题。波麦兰采夫和其他作家、批评家一经在《新世界》上提出这个问题，立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了舆论

的强烈反响。

广大读者热烈投入了关于真诚、真实问题的辩论。一读者给《新世界》杂志写信说，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了这种

丑陋现象，并且对之愤恨之极，他们想说但未能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是苏联文学替我们老百姓“说出了这句大胆、实

在、而又公正的话”。他向作家深表感谢，说道：“所有有头脑的、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