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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精神困惑或内心冲突可以说都源于“负责的行为和我们的冲动的不负责的任性之间持久而病态的一场永不完结‘战争’”。茨威格的许多故事没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没有纠缠不清的矛盾冲突，单纯的故事紧紧围着心灵的活动而展开，却无不被激情所浸泡。当潘托心灵的挣扎与困惑、绝望与渴望强烈地冲撞着我，像一首饱满的悲怆的命运之曲，我的心被触摸了，也被刺痛了，弗罗依德的理论使茨威格拿起了刺穿人物心灵的刻刀，让我在阅读中面对他的逼视，无可逃遁——我不得不在阅读当中审视自己。还有谁像茨威格一样，因为对人性充满强烈好奇，穷尽毕生心血展示心灵世界的奇思妙想，从受压抑的心灵中发现幸福与不幸的根源。茨威格是“打开弗洛伊德危险闸门的心灵猎手”，给人一面照射灵魂的镜子。作品中的人物无不处于心灵的不断挣扎的状态，就像这条叫潘托的狗，他焦灼、无助地面对环境的变化，他尽力向上攀爬着，企图抓到救命的树枝或石楞，找到事情变化的原因和解救的办法，但他性格中的弱点，点燃了悲剧的火把。我始终在潘托命运的悬崖边上吊着，在茨威格的逼视中审视自己的灵魂。2002/6/6我是一只无事飞过的蜻蜓提篮闲逛，满载而归。其中有孙绍振的《挑剔文坛》，价值人民币165元，昨晚花了四个小时看完。契诃夫说：作家是耕田的马，评论家则是忙碌飞舞的牛虻，当作家在专心致志地耕耘时，评论家却落在它的屁股上猛刺，逼得作家不得不停下来用尾巴驱赶。《挑剔文坛》所刺的，是颇为大腕或茁壮的马儿。我是一只无事的蜻蜓，追随牛虻“东邪西毒”。当然，作为一名消费者，我有权对商品提出质疑并发表意见；作为一名阅读者，我有话语自由；作为一只无事的蜻蜓，很是替马儿不爽。1、刺周作人马儿：这散文大师的称号是否名副其实？“名噪一时的《乌篷船》，好象是一篇平淡的说明文……水平不过尔尔，在可以强化感情的地方，他却抑制情感，在可以铺张排比的地方，他却十分吝啬笔墨……”孙先生写道。重读周作人的《乌篷船》。作者采用书信体的形式，介绍船之特点，描述船中所见两岸风光。写信与收信者是作者自己，因而此文也算是作者寂寞的灵魂的内心对白。我没看到过这么有趣的“说明文”：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箬，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则无之……我认为周作人之所以细致的笔墨刻画乌篷船，并不是单纯“说明”，而是化模糊为具象，邀同行者进入一个更为真实的实体，一同进惬意的“理想行乐”。我喜欢《乌》。作者并未铺开来抒情，而是点到则止，保持淡然平和，若独自煮酒中，风景悠悠退后。“他是回避情感渲染的”，正因其回避，在读者心里扔下一颗石子扬长而去，留下无法荡出舒畅涟漪在读者心中来回冲撞。我认为这或是《乌》的效果了。不象朱自清的散文，一字一句，极尽抒情之能，把你想到的写到了，把你没想到的也写到了，总之把你心绪之每一缕都抚慰到了。孙先生认为“周作人所回避的西方现代文学所嫌弃的滥情主义”写作，是一弊端，转而对周作人的别一篇《初恋》给予了肯定，认为“这才是大师手笔”，却未见他谈出此文之所以为大师手笔的观点。结尾时更是糊里糊涂冒出一句：“我对那么多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对周作人的散文推崇倍至而大惑不解。”蜻蜓飞近了，又纳闷地飞远了。2、刺钱钟书马儿：钱钟书的幽默缺乏宽容。孙先说“《围城》的幽默风格主要是靠叙述者的语言俏皮，这种俏皮又是接近英国式的，以某种不伦不类的比喻取胜……”认为“他是个过度张扬的智者，过分富于进攻性……何其毒也……差不多把幽默变成刻薄的讽刺了。”孙先生的意思好象是说，钱先生的幽默有点得饶人处不饶人，痛打落水狗的尖刻。我认为幽默的真正意义还得体现在它的讽刺功能上。若仅仅只是“幽他一默”，温和且宽容，那《围城》恐怕会令人有不痛不痒的难受了。幽默本身便带有讽刺意味。钱先生要的便是深刻的讽刺。钱先生嘲笑把文学研究当成毕生事业的人，偏偏不懂文学艺术，毫无鉴别力，“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无错不成话，非冤家不聚头……”孙先生受不了这样的刻薄，我就喜欢这样的狠劲。钱先生把衣着暴露的鲍小姐比做“熟食铺子”，“真理”，“因为真理是赤裸的”，又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