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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男人各怀痛楚。帕沙全力抓住同医生的谈话，以免陷入孤独。对自己整个地作了重新的评价，对一切作出了认真的总结，终于认为一切是狂热的、畸形的和荒诞的歪曲。从战争谈到拉拉，帕沙对日瓦戈使用着拉拉的口头禅“我说得不对吗？”，描述拉拉抖动地毯的时候，“身子向后仰，两只手甩得高高的，象荡秋千一样，掉过脸躲避抖出来的灰尘，眯起睛睛哈哈大笑……”那个“当她走进房间时，窗户仿佛打开了，屋里立刻充满阳光和空气”的女人，帕沙的妻子，终于也象空气一样，滑走了。在这个弥漫拉拉气味的房子里，绝望如雪落无声，掩饰着悲怆，一字一句，都象悼词一样，充满了感伤。战争，女人，双重的绝望，精神的双重受创，正是俄罗斯人的坎坷经历。帕沙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动物”，是一个被时代和政治异化了的工具；他好似铁石心肠，但仍有“一星半点不朽的东西”，是俄国革命深刻的矛盾性的体现。帕沙把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革命者帕沙让鲜血结成上冻的花楸果。余下的便是狼嗥声，在那个月光下的雪夜，传得很远……拉拉肯定是没有爱过科马罗夫斯基。这个世人眼中邪恶的化身，他在拉拉最稚嫩美好的时代让她饱受了痛苦、屈辱和绝望。但拉拉也曾感到惬意，在集会上受欢迎、报纸上也常提到的这个男人，陪她出入剧场和音乐会，让她“精神上得到发展。”科马罗夫斯基的那种暖昧而大胆的举动迷惑了她，“挑逗起她心中渐渐苏醒的也想模仿一番的不良念头，”由此她的心灵浸透了某种谜一样的哀伤和美好。基督说：受践踏的人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他们关于自己有许多话可以诉说。他们的前途是无量的。让拉拉打了一个冷颤。她觉得好是说她。她陷入迷惘。美丽的拉拉应是无论人世和地狱都不能腐蚀的诗歌，科马罗夫斯基心灵中的某种东西也一度诗歌一样柔软，他轻声低唤“拉拉”，可以一连几小时不眨眼地端详拉拉，她的美“恰似一股清烟，刺痛科马罗夫斯基的眼睛，深入他的心灵。”他感到震惊，感到忧伤。快发疯的拉拉在圣诞夜开枪射击科马罗夫斯基，也是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射向屈辱、曲解、侮辱的一枪。这是拉拉在荒凉的地带的有力的反抗。但最终，在那个雪天，科马罗夫斯基把拉拉从日瓦戈身边带走了。并非逃脱厄运，希望的烛光摇曳不定，悲惨的拉拉，一辈子都没有摆脱科马罗夫斯基的纠缠，成了俄国部长的妻子。至此，拉拉已集女人不同的社会角色于一身——同时是情人、妻子(及母亲)和性对象(性诱惑或性施暴)，“这既象征着女性的三种不同的命运，也象征着俄罗斯民族三种不同的命运。”，这部浸透了对基督教教义的评论、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关于自由与真理的思考、关于历史与自然和艺术的联系的思考的小说，美国人威尔逊把它概括提炼为“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这十四个字，实在是颇为精当的。重遇日瓦戈，日瓦戈已静卧棺材，拉拉只求毫无阻碍痛哭一场的幸福。她明白：“她们彼此相爱并非出于必然，也不象通常虚假地描写的那们，“被情欲灼伤”。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们相爱……雪夜，月光下的狼嗥声，传得很远很远……2001/11/25日黄昏被逼视的与被审视的“一切都会因时过境迁而失去力量与效用，唯有思想和智慧因其触动人类心弦而超越时代的界限而永久流传。”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881～1942)，“以罕见的温存和同情”(高尔基语)塑造了不少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深入探索人的灵魂，以同情心和宽容精神以及他的理解能力，无愧地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言人，我和许多读者一样，因读斯蒂芬·茨威格的小说而废寝忘食。若干年前读《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心就被无形的手揪住了。今天，我阅读茨威格的评论家们很少提及的小说《是他吗？》，才发现那只手一直不曾放开，并且揪得更紧——胸中堆积了无形的块垒，被茨威格像烈酒一样浇泼，喷发的浓烈情绪在胸腔内萦绕、冲撞，最终还是堵在那里，沉沉地逼压着我，笼罩着我——我像一个患了绝症的人，不得不寄托与求助于上帝——文字。由文字构架的密码，惟有文字能解开，我才能在这个过程中，释放自我，我被触摸的和被刺痛的心灵，才能在罅隙中游戈出来，真实地面对茨威格的逼视的力量，从自我内心的审视中，抬起我脆弱的头颅与震惊的双眼，是的，当我开始敲打出这些字句，那只揪住我心灵的手，像一条垂死的蛇，渐渐地柔软了躯体，慢慢地退缩，或者说，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