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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见友人瞬息间变成了鬼，老听人叹某人的死亡，而随后，叹人者亦变成了被叹者……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到死亡的，老觉那是个可怕大洞。侍在身侧，老想往洞里拖我。我昼夜发抖，恐惧这世上竟有这样一个东西。渐渐，我明白了，不但人会死，那月亮，那太阳，这地球，都会有死的一天。于是，我心中又升起一个疑问：既然终究都得死，这活着，究竟有啥意义？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寻找意义，但我可悲地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死亡来临时，读的书没有意义，盖的房没有意义，写的文章没有意义。若真能写出传世之作，但一想宇宙也有寿命，便知那所谓传世的，仍是个巨大的虚无。地球命尽之日，托尔斯泰也没有意义。于是，我曾许久地万念俱灰。 这种幻灭感的改变是在我接触到佛教之后。当我看到佛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时，我忽然发现了意义。这意义，便是那精神。那虎鹰和身肉，均已化为灰尘，但那精神，却以故事为载体，传递给千年间活过的人。这精神会照亮心灵，许多人因此离苦得乐了。这，便是意义。 文学的意义亦然。其意义，非名，非利，而在于文学该有的那种精神。前者如过眼烟云，后者则可能相对永恒。 我认为，好的文学必须做到：这世上，有它比没它好，读它比不读好。因为它的存在，能使这世界相对美好一些。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就不是好文学。 为了实践我的感悟，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终于进入文坛。但我可悲地发现，时下的文学，早已丧失了我所向往的“意义”。 老有圈外人问我：文坛究竟咋样？我答：有善有恶。善者，可比菩萨；恶者，欺世盗名。 他又问：善恶之比如何？整体评价咋样？ 我默然。 但私下里，我对文坛还是有评估的。我之标准，是《佛子行三十七颂》，其中有一颂如是说： 伴彼若是三毒长，并坏闻思修作业， 能转慈悲令丧失，远恶友是佛子行。 可见，“恶友”的标志是：一旦与之接触，则贪婪、嗔恨、愚痴三毒增长，慈悲心消失。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进入文坛。不久，我吃惊地发现，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开始堕落。 我多了贪，开始在乎文坛的排名；多了嗔，当你的作品被人恶意糟踏时；多了痴，一日日地迷失了自我。复归到西部小城后，我竟然失却了先前的那份宁静和超然。 按《佛子行》的说法，我显然遇到了“恶友”，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显然又不恶。粗看来，那一个个单个的个体，分明都不坏，有的甚至是明显的好人。可奇怪的是，当我再一次进入文学圈子，仍会不知不觉间向下滑落。 这是很怪的现象。当一个群体不能使与之接触者渐趋高尚，反倒使贪嗔痴“三毒”增长时，说明它定然出了问题。 《佛子行三十七颂》还提到了应该接触的“善知识”： 伴彼若令恶渐尽，功德犹如月初增， 则较自身尤爱敬，依善知识佛子行。 显然，这种“善知识”，在文坛上也不少。但无异，他们并不占主流地位。否则，文坛是不会增长人的“贪嗔痴”的。 我清醒地促使自己去分辨哪是善知识？哪是恶友？但我吃惊地发现，当我面对个体时，我都能从他们的身上发现闪光点，但综观文坛整体时，仍觉有一种令我增长“三毒”的浓浓的氛围。换句话说，时下的中国文坛，定然缺乏能使人健康向上的土壤和气候。许多“善”人，不知不觉间，就会被那风气“腌”透，进而繁衍出一种“恶”来。更可怕的是，被腌者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异化，反倒乐此不疲地趋之若鹜。 当这种不好的风气占主流地位时，就会形成一种有利于这风气运行的潜规则。进入这规则的任何一个外物，其命运只有两种：你要保持清醒独立，远离规则，那规则就会忽视你的存在，像上海作家李肇正，著大文300万言，至死都得不到评论界的关注；要么，你由遭遇“恶友”而潜移默化，终而成为“恶”的来源，除非，你遇到了能发出巨大声音的“善知识”。 我曾虔诚地想进入文坛，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入文坛之后，却又想决然地远离它。因为，我的信仰和智慧告诉我：所有滋长“贪嗔痴”的外物和外境，都定然是“恶”的，是必须要远离的。我逃离时的那份急切，如脱了枪口的小鹿，只想找个密林深处，静静地舔舐伤口。 但同时，我发现，千千万万个人仍在拚命地涌向那个被佛子们视为“恶友”的所在。 我很可惜一些作家，花费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去制造大量的垃圾，浪费自己生命，浪费别人的生命。有好些人，在他的肉体消失之前，作品便已消亡。更有甚者，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以自己的才华，宣扬一种罪恶。这世上，没有他（她）的书，比有他（她）的书好。 我常说，没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