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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个公司，他的职务使他可以拥有一份公司的活动经费，他经常做的便是这样一件事情：先将每月的交际费全部调换成FEC，随后，又将全部的FEC调换成｜人民币；而当每月例行报销的时候，他填写的是FEC而不是人民币，这样，没有超越公司职业道德的红线，他就轻而易举地从中捞到了白市与黑市在FEC与人民币兑换时的那个差价。

九十年代中期成为上海第一批成功人士的廉晓博先生对FEC的感受或许更多地代表了中国上海普通男女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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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某一天。那时，廉先生还远远不是上海的成功人士，那天，他穿着一身灰色的涤卡中山装，和他的朋友，一个印尼华侨来到了侨汇商店。

在那里，他看见了许多在外面看不到的东西：精致的电动胡子刀，做工细腻的皮鞋和造型奇特的咖啡壶。一边无限羡慕地看着这些东西，一边他有些沮丧地知道，获得这里的任何一样东西都需要FEC，问题在于他没有一张FEC，更不要说一把FEC了。因此，二十多年之后回忆那天的感受他这样说道：“我胸口很闷，看着印尼朋友用十多块FEC买了一个电吹风，用三十多块FEC买了一双高跟凉鞋，当时，她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至今让我难忘。”

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其实只是一种消费特权，一种唯有八十年代方会产生的消费特权。对廉先生来说，使用FEC消费时的那份美好感觉，并不是由于这种消费会产生多少与众不同的质量，而是在消费时的一种气氛，它让你产生了你是一个高等华人的幻觉。这就好比十年以后，你在上海顶级的“美美百货”购买一双“巴利”皮鞋时会产生的那份幻觉，好比二十年以后，你在上海外滩3号中周游并最终选定了一件阿马尼衬衫时的那份幻觉。

廉先生终于在FEC上找到自己感觉的时候是在他首次进入侨汇商店之后的十年。那时，我们的廉先生已经在日本捞到了他的第一桶金，在上海最具怀旧气息的和平饭店的和平厅，他请自己的韩国朋友吃饭，随后，又在底楼的爵士吧倾听老年爵士乐队对一个如梦如幻的上海的深情回忆。那天，他一共用去了4000多FEC，这与十年前他在侨汇商店看着一把电动胡子刀而拿不出一张FEC的情景已是天壤之别。当然，这些已是后话。

说到FEC，上海市民黄仲达先生也深有体会。

早在八十年代，他工作的上海工艺品商店中，当时市民社会中最时髦的是24K的黄金项链。他记得商店中一条“马鞭链”人民币标价为4000元，而FEC标价则只有3500元。整整500元的差价，让当年商店门口的“打桩模子”神经高度兴奋，黄仲达清晰地记得那些家伙是怎样唾沫横飞地游说前来购买“马鞭链”的男女，挖空心思地共享500元的差价。

黄仲达当然还记得自己当年如何小小地使用了一把消费特权：以500块FEC加上850元人民币，购买了16寸组装夏普彩电。黄仲达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手中没有FEC。”

更不用说，当上海人普遍地还在为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奋发图强时，黄仲达先生已经超前拥有了相当于今天的“背投”彩电。

1989年，在传统上海最繁华地区之一的南京西路与陕西北路相交处，四星级宾馆锦沧文华大酒店进入城市的“欲望史”，该年12月15日，在酒店地下室的“阅婷迪斯科”也正式开张。这是当年度上海最完美的迪斯科，不过，它的票价也是“完美”的：星期日至星期四，每位60元FEC；星期五、星期六，每位72FEC，在这个价位里面包含了一杯软饮料以及10％的附加费。

寻常的上海男女是无法消受这样一份奢侈的，黄仲达先生肯定消受不了，廉晓博恐怕也难以消受，至少在1989年这个年份，FEC象征的特权不是普通的上海男女能够望其项背的。

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FEC这只城市的奢侈故事才告结束。当共和国宣布中止FEC的使用时，这说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也说明上海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只有很少一些人，他们将FEC保存在了自己的本子中，仿佛将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深藏于内心，只有在一个偶然的时际，他们才会将这些尘封的往事一一抖落而出，当然，伴随着抖落而出的一定是他们当年的心情和当年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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