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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能参加在我国举办的最大的一次综合国际体育赛事对我也是个挑战。国联部派给我两个青年人：曹革和朱丹。曹革是个男青年，英语很好，还是个硕士生。朱丹是个女孩，是我北外的小校友，第一外语是泰语，第二外语是英语。两个年轻人都很机灵、睿智。我很满意。过了几天，组织上又调北京贸促会秘书长兼国际部长袁斌同志参加到我们团队，与我一起挑头负责村内各代表团的工作。她也是我的校友，那时才35岁，一看就是个干练、爽快的人。有了团队，我们的工作就呼啦啦地展开了。

1990年10月，NOC团队朱丹（左一）、张清（左二）、

袁斌（右二）、曹革（右一）在亚运村与焦若愚村长合影

记得在我刚接过工作时，组委会国际部的屠铭德同志就深有体会地告诫我，不仅外事口“婆婆”多，要多请示，勤汇报，而且组委会各个工作领域“婆婆”都不少，程序复杂，要有思想准备。我当时想，他来组委会时间长了，应看到了问题之所在。我心里立马绷紧了克服困难这根弦。但一干起来，才发现这种程序上的困难，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接待38个团6000多人，除了亚运村为运动员提供的食宿交通等基本条件外，运动员的各项实际活动，从训练、竞赛、游览购物、就医看病到参加开闭幕式和国庆招待会等大型活动的联络组织工作都要求我们这个四人团队管起来。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那个时候，面对重任，我们心里真有点没底。一是缺乏办大活动的实际经验。二是没有现在的奥运会知识转让可以借鉴。但我相信活人怎么也不会让死任务难住，无非是摸石头过河。我和我的团队商量后，就决定先按原计划进人，再进行培训。

中央分管亚运会工作的主要领导是李铁映同志。关于我们这摊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工作，他明确提出，要按地区成立相关片组，要抽调相关部门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敏感地区和重要人物的接待工作。

为了物色这批干部，亚运会组委会秘书长万嗣铨和组委会负责干部以及人事联络员工作的唐苑絮、王英兰、叶宁、刘庆齐、雷荫成等同志都花了大气力，给予我们很关键的支持。他们不但四处联络为我们很快物色了38名有较丰富外事经验的联络官，而且在我们上任之前，已对来自五大院校的500多名联络员（志愿者）进行了先期培训。

38名联络官主要是来自国家体委系统的司处级干部和外交部系统包括部分参赞在内的14名外交官。他们中的一些同志，论经验比我丰富，论资历比我年长。但他们秉持着参与、奉献的精神克服了食宿、交通等方面的巨大困难，与我们的500多名联络员一起，从外事最繁琐、最基本的服务工作做起，赢得了各国参赛官员和选手的尊敬和称赞。

开赛前半个月左右，通过组委会领导和北外、北二外、北大、北语、经贸大学等院校的共同努力，我们按计划汇齐了包括38名联络官在内的共计577名联络人员。

人齐了，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工作人员的食、宿、交通问题却成了困扰我们的主题。那时候，有些领导特别是有些中层领导“官本位”传统思想严重，他们只考虑如何照顾好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的要员及王公贵族。这些贵宾固然应当重视，但这些同志缺乏对亚运会的主体——参加比赛的各国运动员和团队官员应有的重视。所以在亚运村内既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奥委会服务中心，更没想到这577名联络员还有个吃饭、住宿和交通的问题。当时的北京，亚运村周边建筑不多，还有待开发，用餐点少得可怜。村内既没有安排志愿者的工作餐厅，也不提供盒饭，每到用餐时间，这五百多号人就在村周边“打野食儿”。大家辛苦不说，确实耽误了不少时间，影响了工作。许多人抱怨说，哪怕中午给每位联络员一个盒饭也行，但由于报批程序的繁杂，最终只能每人发15元补助自己寻食儿了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北京亚运会的60个日日夜夜（3）

当年北京的交通网点不如今天这么密集，公交车一早一晚运营时间更是受限。有些竞赛项目的运动员一大早就要到场地热身，有些比赛可能会一直拖到半夜才结束。但过早过晚都没有交通工具，这可难为了我们的联络员。既然解决不了交通问题，我们提出应在村内设置一些临时休息点，以供因比赛晚而回不了家的联络员急用。但也遇到了报批程序上的“瓶颈”。好在组委会领导张百发、何振梁同志亲自过问，万嗣铨、魏纪中同志上下沟通，多方奔走，在担任村内各楼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