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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民营企业家们的一种共识。

从另一角度来看，有关原罪的争论，使得企业家们越来越关注财富品质。商业模式上规避盲目扩张的“青春病”，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开始关心慈善。“财富品质”一词有些抽象，但可以换一句表达方式，即从“因富而豪”到“因豪而富”。

这并不是文字游戏。王石没有登上过百富榜，但他在地产界的影响力不言而喻，马云在百富榜上的名次并不靠前，但他的管理风格深受业界推崇。从2003年开始，我们陆续推出的强势榜、品牌榜、慈善榜等子榜单，初衷之一便是引导民营企业界和民众，不要把目光全部聚焦在财富多寡的比较上，而应对　“因豪而富”群体多加关注。

每年的10月似乎总是属于富豪们，胡润百富榜一般在此间公布。其实仔细观察十年来上榜富豪们的整体姿态，他们与普通民众勾连的欲望是不断增强的，这主要利益于国家机器与社会公众多方监督力量的加强。

张茵在2003年第一次进入百富榜时百般扭捏，她的丈夫刘名中还发来邮件婉拒上榜，但后来他们慢慢适应了站在霓虹灯下；就算在2008年遭遇轮番的质疑，那其实也是一家企业完成蜕变走向成熟所必须经历的阵痛。

财富观的变迁不属于特定阶层，正如本书的读者并不限定于哪一个群体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收获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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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财富度量衡（1）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论语·述而》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在1999年我们突然发起这一疑问时，向中国商界的朋友询问，向政府官员询问，向国外的华人朋友询问，他们纷纷摇头。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当中。1997年*“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柜架内。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国家的根本*。

1999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这催生了我们制作一份中国富豪榜的兴奋感。中国人对数字非常敏感，于是我们决定做一份50人的榜单，通过“50年、50人”的概念传递出一个正在变革和腾飞中的新中国形象。

1999年7月，我们开始着手准备。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我们初步分为三大步骤。投入30％的精力去“取经”，寻找有没有人曾经做过榜单以及他们是怎么做的；花50％的时间去找能跻身榜单的人；剩下20％就留给如何为上榜者架构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并为他们排列财富等级。

从哪里找到12亿中国人当中的隐身富豪呢？起初做法是从公开资料中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公开资料包括《人物年鉴》之类的书籍，财经传媒报道、企业家传记、互联网，以及《财富》、《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

不久后，思路更加清晰，上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商业杂志封面故事、高端政治家的会面、“红色资本家”、娱乐明星、纳税金额等，都成为我们搜寻中国富豪的具体渠道，我们马不停蹄，逐一尝试。

这些办法很奏效。我们很快找到了张朝阳，他创立爱特信公司（搜狐前身）不久，在当时看来，这个喜欢冒险、旅游的西安小伙子，有可能带领搜狐成为雅虎第二；我们找到了“红色资本家”代表人物荣毅仁，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还有第一个拥有法拉利跑车的中国人李晓华等。

由于当时确定上榜富豪们的具体财富数字非常难，于是我们选择了按照A到D，四个等级来排列：A级，身家10亿元人民币以上；B级，5…10亿元；C级，1…5亿元；D级，5000万元…1亿元。

1999年8月中旬，“中国50富豪榜”制作完毕。我们开始考虑这一榜单的发布形式，最开始是想通过到大学演讲的方式，可是感觉演讲的传播效率不高，最后我们选择尝试与一些国际知名媒体合作的方式。

9月初，《金融时报》、《泰晤士报》、《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近十份专业财经媒体都收到了我们发出去的传真。我们除了附上榜单外，还写道：马上到来的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50年，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读者更好地了解共产党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