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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但人们却又开始进行反向的投机。受投机影响,土地价格开始暴跌,一切建立在土地价格之上的“美好景象”都成了泡影。银行开始回收贷款,储户开始囤积资金使得物价进一步走低。货币供给量的锐减给整个经济造成的影响很难测定,但受此影响第二银行的负债的减少则是很明显的,它由1818年秋天时的2 200万美元减为1820年年初的1 000万美元。'9'
恐慌后的萧条笼罩着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银行缩减业务、商人急于清算、商船空空如也、商店货物短缺、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子……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希望尽快走出这场危机。一个俄亥俄州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形势:“悲观,满眼都是悲观……执行长官、州长的更换就像朝来夜去的女佣一样。”纽约西部的人是这样描述那令人惨不忍睹的景象的:“家中一贫如洗……寒冷的冬天,孩子们只能挨冻……孩子的父亲没有棉衣和棉鞋。”'10'
该时期的一个亮点是最高法院认为第二银行的设立是符合宪法的。华盛顿的共和党高层人员的变动使银行业步入了复苏期,但有些州还是通过了限制银行业发展的法律。没得到立法机关的批准马里兰州就开始向银行征税,第二银行首当其冲。美国第二银行巴尔的摩市分行的出纳员詹姆斯·麦卡洛克(James McCulloch)拒绝缴税,马里兰州政府就起诉了他,他也应诉了,最后最高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子。
银行之战(6)
首席###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是最后一位联邦党总统约翰·亚当斯1801年离职前任命的,近20年的时间里他对联邦党关于建立集权政府的主张都是支持和赞成的。随着最高法院里联邦党同事一个一个退休、去世,他在感到更孤独的同时也更坚定了自己的一个看法——联邦政府理应比州政府享有更多的权力,要改变国民认为联邦政府钻了宪法的空子并做了好多宪法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的看法。他负责马里兰州政府起诉麦卡洛克的案子时采取的就是上面的看法,他这样写道:“要让一切都合法化,只要采取的手段恰当,没有被明文禁止,不违背宪法精神,那它就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开展业务的,是符合宪法的。”'11'第二银行完全符合马歇尔的说法,因此它的设立就是符合宪法的;而马里兰州政府向银行征税的做法却是违宪的。马歇尔写道:“掌握了征税权就是掌握了生杀大权。”如果州政府能向联邦政府的银行征税,那它也完全可以掌握银行的命运。“这是每个美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不想让自己的中央政府受制于州政府。”
汉密尔顿式的直率的言论——不仅仅是关于中央银行,更重要的是关于联邦政府应当集权的看法——是令人很难接受的。对于马歇尔的理解很多共和党人都很有意见,要想让国民接受最高法院对宪法这一独裁式的解释,还需要几十年时间的磨合。但不管怎么说,马歇尔的判决给了第二银行“第二次生命”。
尼古拉斯·比德尔堪称马歇尔的左膀右臂,当1822年第二银行董事会需要一名新的主席时,同其他人一样,比德尔也说出了自己认为的一名主席应该符合的条件。他提出的主要条件有三个:一是要有经商头脑。作为未来的主席应有良好的经商头脑是显而易见的,比德尔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人应具备的,而商人在比德尔看来是缺少远见的。二是拥护政府。“未来的主席不是党员也不是‘游击队员’,他要有良好的知名度并能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是政府信赖的人。我坚信政府不能以任何方式向中央银行施加任何影响,相反,这种影响越小对双方越好。但政府无疑是我们最大的股东、最大的客户。”三是费城人。比德尔的解释是:第二银行的总部在费城,因此主席如果是费城人的话,他易于同银行建立稳定的关系。'12'
这就是比德尔提出的未来的主席应具备的几个条件,很显然他完全符合。所以,在几位身为董事的朋友的鼓励下,他决定竞选这个职位。1823年1月,在比德尔37岁生日的前两天,他成为了美国第二银行的主席。
他的升迁引起了一些金融人士的怀疑,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就是其中一位,这位在纽约靠房地产发家的商人认为,比德尔过于“书生气”而不适合做第二银行的主席。比德尔用一种友好的方式回应了他。
银行之战(7)
实践出真知,我相信希望,不相信幻想。'13'
比德尔接着说,自己已摒弃了学者爱幻想的毛病,而且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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