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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教授将制度变迁分为两类：诱发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他认为，仅仅依靠诱发性过程所提供的新的制度安排将少于最佳的制度供给，需要政府采取强制性的行动来完成制度变迁。杨瑞龙在《论制度供给》和《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中提出，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

是否可以使用“制度需求”、“制度供给”这样的概念，是否可以使用制度供求分析框架？

先看什么是制度。按照诺斯给出的定义，制度是由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及其实施机制组成的规范体系。正式规则是约束人们行为关系的有意识的契约安排，可细分为：界定每个人在分工中的责任的规则；界定每个人的选择空间，即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的规则；违反上述规则的惩罚规则；约定交易各方如何度量投入与产出的度量规则。非正式规则是未被人有意识地设计过的规则，主要包括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

如果我们接受拉坦、林毅夫、杨瑞龙等先生的看法将制度看做公用品（public　good），那么，必然存在对这种公共品的供给与需求。但是，这存在诸多的困境。

第一，制度很难说是“生产”出来的“物品”。制度可以是结果，也可以是开始。在很多情况下，博弈开始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游戏规则（制度）往往是给定的，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规则是谁制定的。想想看，我们出生的时候，制度已经存在了，我们并不知道是否需要它，但是，我们被训导着接受它；我们对一些制度不满意的时候，很多时候却没有办法改变它；有时候，譬如当有人落水的时，需要道德这样的制度时，却没有人能够供应。如果说制度可以供求，那么，作为需求者，我们个体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根本就无法选择？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游戏规则是外生的，譬如，张三偏好偷盗，但是法律禁止偷盗，他自然对这样的法律没有任何的需求，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改进办法，他并不能采取措施取消这种法律规定。

在一定条件下，制度是内生的，似乎存在供给和需求。譬如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的建设，如果是专制国家，制度是极少数人决定的；如果是民主国家，多数人参与投票表决，但是，制度还是少数人设计出来的，只不过，它可以按照民意进行修改。

至于非正式制度，就无法设计了，它一般是惯性地传递，逐渐发生变化的。谁供应非正式制度，谁需求这样的制度？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第二，如果应用供求分析框架，需要知道产品、价格、供求方、供求量等有关信息。譬如，消费者需求某种水果，我们需要知道消费者的偏好、预算约束、在一定条件下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种水果的数量等等，需要知道供给者在一定价格下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该种水果的数量。然后，我们才能进行供求分析：均衡价格变动，供求可能如何变动；同理，供求中的任何一项或者多项同时变动，均衡价格将如何变动。

按照拉坦、林毅夫等学者的分析，制度的供给方应该是政府，需求者则是除了政府以外的主体。但是，制度供求的均衡价格是什么？要知道，供求分析的核心乃至整个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没有价格，供求分析是没有意义的。譬如需求定律说的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如果价格提高，消费者对这种产品的需求量将减少；反之，增加。如果制度是产品，那么，拿什么作为价格？是制度成本吗？不可以。按照张五常的理解，制度成本包括制度运行的成本与转换的成本，所以，无法用它来衡量制度的价格。用税收作为制度的价格？似乎有点道理，供应者收的税多，这种制度就可以多提供一些，反之，少提供一些；对需求者而言，制度给自己带来的效用越高，可以为其支出的税收越高。但是，这样的分析是非常荒谬的。而且，这里说的制度，不可能涵盖非正式制度。

第三，供求是怎样产生的？一般产品的情况，比较容易说明白。不妨举例说明，一个经济体中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专业生产粮食，另一个人专业生产衣服，然后用粮食交换衣服。卖出去的粮食越多，自己留下来消费的粮食越少。但是，粮食卖得越多，换回来的衣服越多。所以，对衣服的需求函数是粮食供应的函数。这说明，需求与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