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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都是随笔，算不上什么学术作品。但是，我看了锡庆先生的文集《有场景的经济学》，发现他的文章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随笔”。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随笔是“一种散文体裁，表现形式灵活自由，篇幅短小，可以抒情、叙事或评论。”而锡庆先生的文章，大多是从街头巷尾的一些现象中观察，试图寻找价格安排的新形式，以及解释制度的形成。当然，锡庆先生表达思想的方法是随笔形式的。

关于学术，我向来不在意什么形式。就经济学而言，表达的方式有：语言文字、数学公式、图表等。我记得萨缪尔森说过，这些表达形式是等价的。哪种表达形式更加精确，我们无法下定论。譬如说数学，很多人认为它是最精确的，但是美国的哲学家威廉·巴雷特的分析结论表明，数学家永远无法证明数学的始终一致性。活跃在当代博弈论理论领域中的“四君子”之一的鲁宾斯坦，在《经济学与语言》一书指出：“词语是任何经济模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经济模型与一个纯数学模型的实质性的差异就在于，经济模型是数学结构与解释的组合。”“纳什公式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抽象含义，而与其可检验性无关。数字的使用……使模型的含义变得模糊，而且创造了一种幻觉，使人们误认为这可以得出数量结果。”

锡庆先生的这本文集，有两点引起了我的关注：一是方法论。在我看来，他的方法是经验的。譬如，他谈到的地板店佯卖伎俩、雁荡山上的拍照人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我们可能熟视无睹的现象。从众多个别经验或事实的考察分析中找出答案，这是最基本的分析方法之一归纳法。霍里斯和内尔归纳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十条准则，第一条就是——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证明知识的正确性。当前一些经济学者偏重于演绎法，单纯追求理论的严密推理，这有点过头。如林毅夫先生所言，他们已经走上了玩弄技巧的道路。实际上，演绎法的基本假定离不开归纳。所以，只有结合两种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加科学。

二是观点。锡庆先生通过多种现象的分析，得出结论（“悟”到），现存的各种制度安排是人类行为的副产品。譬如，一个儿童因为贪玩，无意中对蒸汽机作了一项重大改进；一个基督徒在做礼拜时，时不时地要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歌词抄纸，偶然发现了不黏黏剂的用途；一个麻醉镇痛医生因为放错了电极器的位置，无意中发现可以用电流刺激女性产生性高潮；一个米贩因为迟到，无意中了解了光线的明暗会影响大米的色泽。这些知识的获取，不是人们行动的本意，这些知识不过是人们在进行其他有明确目标的活动时无意中得到的副产品。人的行为方式、制度以及所有被叫做“制造”的东西，其实都带有某种程度的“自发性”，它根源于作为活动副产品的经验知识及其作用。而据我所知，副产品在主流经济学中是不被注意的。

锡庆先生认为，他将副产品加入了新古典的分析框架。而我认为，副产品并不能被加入到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中，锡庆先生也没能将它加进去。因为，这是“不同路线的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静态经济学，它只研究均衡状态的制度，分析均衡制度是如何运行的，是否符合效率标准，而不是研究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制度是如何演化的。换句话说，主流经济学只研究尘埃落定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而不研究尘埃是如何落定的。“副产品”实际上是研究制度的形成与演化的，无法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除非打破现有框架。

也许是受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先生的影响，我喜欢追溯各种观点的来龙去脉。锡庆先生的“副产品”是如何得来的？他在序言中交代说，是自己“悟”出来的。他说：“哈耶克有关自发秩序的阐释困扰了我很多年，他说来说去也没有说清楚自发形成的秩序到底是如何自发形成的。直到有一天，我悟到了现存的各种制度安排是人类行动的副产品，才释然于心。”

但是，阅读锡庆先生的这本文集，在关注“副产品”理论的过程中，我隐隐约约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搜索自己的大脑，以前似乎没有人提过“副产品”这个概念。直到几天前，我阅读美国2005年度克拉克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Daron　Acemoglu教授的《感知的演化和博弈》（Evolution　of　Perceptions　and　Play）一文，我意识到，应该看看演化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由于这个学科尚属边缘、非主流，我以前关注甚少。查找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学派的一些学者将卡尔·门格尔列在演化经济学的先驱者名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