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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L线到蒙特罗斯大道下车，徒步走了几个街区。这附近有汽车修理店和床垫仓库，饭馆挂的牌子是墨西哥、多米尼加或厄瓜多尔餐点。她租的车厢公寓位于一幢三层砖木楼房的顶层，楼下是个小酒馆，临街大门加装了一道金属格栅。从她的信件我得知她二十五六岁，同住的室友压根不知道她的“真实性格”。她在金融区的同事也不知道。她的工作是“文字处理员”，同时在念图书馆学学位。克雷给我的照片里，她看上去娇小而淘气，金发削得很薄，白皙的手臂很瘦。她的身体仿佛少年，光滑而无毛，有一些晒斑。你能看见一根根肋骨。现实生活中，我爬上她家的楼梯，她戴着眼镜，梳着马尾辫，身穿印花棉裙，脚蹬人字拖，显得很不起眼。她说室友出去了，但思考片刻之后，她说还是去她的房间谈比较好。

她的卧室比公寓的其他房间显得更年轻化，床上盖着褶边床罩和松软的白色羽绒被，有个白色的斜面梳妆镜台，墙上贴着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虽说主题有些阴沉，但内容比玛丽·方丹的那些柔和得多，有红玫瑰和黑色天空中的银色月亮，还有身穿蕾丝内衣在静水和崩裂石墙旁摆姿势的性感女人。

“我是潜荡妇。”她对我说，仿佛这是个头衔，比彻底的荡妇低一级，也可能是在荡妇得流感时来替班的人员。

“那是什么意思？”

“我是顺从的受虐狂，我喜欢男人控制我，我喜欢痛苦和被羞辱，我喜欢受虐待。”

“呃，有意思。”我做出我希望是冷静而体贴的表情。她说得满不在乎，盘着腿坐在床上，我在白色柳条椅里扭来扭去。“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天性是什么时候？”

“我一直就是这样。我小时候喜欢测试自己，看我表弟能用多大的力气咬我的手指，诸如此类。我总是让其他孩子捆绑我。”

“怎么说？你指的是玩游戏吗？”

“对，比方说捆在树上。要是玩什么幻想游戏，我总能想到办法成为囚犯，双手被捆在背后或者被蒙上眼罩。大多数孩子捆得很差劲，我太瘦了，常常能自己滑出去；但有个女孩捆得很紧——她特别认真，能捆得我